❝1975年9月，《聯合報》副刊登了25歲中部女運動員向媒體自敘，描述自己兒時遊戲跡象、小學男女同班、初中與專科時暗戀女性、表現日趨男性化，意識到自己和女孩圈與男孩圈都「與人不同」。走在路上也被警察依妨害風俗、奇裝異服而拘捕。曾強迫自己「像個女孩兒樣」，穿洋裝、裙子、燙捲髮，結果渾身不自在，不了了之；也曾自暴自棄，與不良少女廝混、調情女服務生、抽菸癮與「忘卻煩惱的藥物」，幾乎已無路可走。

⋯⋯1975年故事也給出一個提問：若當時社會條件提供性別曖昧者手術的可行生活方式與社會位置，是否他就不會是個想變性的人？❞

看到這段文字，我想起過去有段時間，我曾經對自己嘗試「女性化」的打扮很不自在，例如裙子。

我討厭裙子與性別綁定在一起。我的國中夏季制服，規定必須穿著內褲之下空無一物、輕飄飄、容易被風吹起走光的裙子；若不想走光，還要自己在裙子下穿短褲。然而男性不用。

如果生長在1975年，我會是什麼模樣呢？我會為自己的性別和性別認同感到痛苦嗎？我會覺得自己是男性嗎？我會想變性嗎？

如果性別光譜只能是二元的，只能是女生或男生，我會如何看待自己呢？

過去我曾經討厭自己身為女性，不是因為厭惡身體，而是厭惡社會加諸在女性上的「應該」。例如女性不能翹腳、不能用舒服的姿勢自在的坐著。因此我天真的想著，變成男生是不是就自由了。

但是如果我真的是男性，也有可能因為翹腳的動作太「女性化」被欺負。

在這樣的思考中，我才更理解為什麼要打破社會對性別的期待與框架，也比較理解為什麼卯迷認為我趨向女性主義的光譜。

❝1975年到1978年間存在一個不穩定的斷裂，地方生活話語、外觀與口述判斷仍然通行，求術者進診間時的外表呈現、行為與成長過程自我陳述仍然對醫生判定有一定的引導作用31。

31 其“不科學”或許反倒揭露真理的祕密，即真理作為顯現（truth as aletheia (disclosure), Heidegger）。❞

覺得海德格這句話很有趣所以筆記下來。

〈1978年文榮光首次引入性科學〉這個小節的內容我很喜歡。喜歡的原因是這一小節呈現了文榮光為變性權利做了什麼事，閱讀起來很開心。

❝其報告了自1977年6月至1978年9月診間碰到了十個「變性慾」個案，年齡17至43歲不等，原生男性4人、原生女性6人，皆平日舉止、穿著表現皆已異性、並想接受變性手術，文醫生診斷為「性別不安症候群」33。

33 對照來自埃里克森教育基金會當時一系列國際研討會的gender dysphoria syndrom。與2013年DSM-V「性別不安」國內中文化相對照，台灣自1978年便早已使用中文性別不安一詞，只是後隨被DSM-III與IV名稱統一而被覆蓋。❞

❝為什麼是文榮光，亦有其背後的台灣醫療史脈絡。在台灣社會，自日治時期醫生知識份子扮演社會改革角色。❞

感覺現在不少在推行特定理念的人，也是知識分子。之前讀了幾篇跟BDSM相關的論文，或是參加性別研討會和講座，才知道學術研究有許多前端的東西。那些東西、那些理念，可能是民眾還沒意識到的問題，或是嶄新的概念。

我喜歡《台灣跨性別前史》中，作者能從過去報章雜誌的事件，分析出跨性別的能動性與意義。如果我單看那些資料，可能不會想到這些意義。

目前看了20%，很喜歡作者依照歷史脈絡整理文獻及分析文本。陳薇真以幾乎客觀的方式把知識羅列在讀者眼前，我覺得這樣的寫作方式閱讀起來很舒服。

我也很喜歡這本讀墨電子書的排版，把註解直接排在相關段落下方，而不是塞在一個章節的最後面。這是我第一次好好閱讀註解，也很喜歡許多註解條目。

❝在自敘史料中，變性主體在取手可得的收集新加坡、美國、英國、丹麥等報刊剪報過程中，隱約形成世界主義變性人的想像和認同（imaginary and identified cosmopolitanism of transsexualism）46。

46 蔡靜宜（2009）研究從當前出發，但並不將知道變性手術、跨性別、LGBT等認同視作天生或理所當然，而是不同時空的個體在其生命敘述中，接觸到大眾報導（如珍的故事之轟動）、網際網路與性別運動後，才發展出的認同化（identification）。❞

我對BDSM的身分認同類似這樣耶！
剛認識卯迷那幾年，我沒有BDSM「圈內人」的認同，或不理解其他人講的圈內人意思。除了每個人對「圈」的定義不同外，一部分也是我沒有接觸社群、網路資料或他人。

我透過BDSM社群知道LGBTQ+族群的。在此之前，即使我喜歡過女性、喜歡過男性，或覺得自己喜歡的是一個人的靈魂而非性別，我都沒有同性戀、雙性戀或泛性戀等認同。我在探索性別和認同的期間，也沒接觸過相關資訊。因此我蠻贊同這段註解說的。

❝48 利菁2004年時被壹週刊爆料是變性人，其出面澄清自己是「天生擁有兩種器官」的陰陽人、與韓國「何莉秀」變性人不同，於20歲意外車禍而手術云云。2010年1月台中張啟中醫師爆料曾替其術後照護，引起違反醫德洩露隱私的社會輿論（張啟中 2010）。直至2013年下半，才公開平淡侃談經過（蘋果日報 2013年9月8日）。在「利菁是性平/同運/多元性別教材典範」與「利菁欺騙、不敢坦誠自己是變性人、打壓其它姊妹」兩端之間，筆者認為應當更加細緻梳理其生命處境。需游走不同說法，亦和社會汙名管理的拉鉅。❞

看到「在『利菁是性平/同運/多元性別教材典範』與『利菁欺騙、不敢坦誠自己是變性人、打壓其它姊妹』兩端之間，筆者認為應當更加細緻梳理其生命處境。需游走不同說法，亦和社會汙名管理的拉鉅。」這段，發現我也常把關於性別的一些事用好/壞二元的方式歸類，而非更細緻的梳理。不過目前我好像沒有更細緻梳理議題的能力

❝56 晚近隨著國際跨性別立法與判例浪潮，推促了台灣、香港等地區自2009及2012年後加入了法制取徑的行列。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討論跨性別婚姻、性別登記等權利的文章也如雨春筍。然而，我欲指出，缺乏對當前性別運動立基點和全球化的正題化批判，並回頭梳理不同地區的社會過程之歷史化工作，恐陷入凡立法等於好的迷思，也對前現代時期地區（如台灣、中國大陸經驗）為何往往在沒有法制與運動下、卻因緣際會而在行政權下即意外輕易施行，提出適當的歷史解釋，也對法制化取徑有所省思。❞

❝為更釐清性少數間的混淆，沿著班傑明的變性和同性戀、扮異裝症三者，也在通俗口語中也愈益穩固，如「變性慾症者覺得自己是另一個性別、並厭惡原來身體，而同性戀通常不會困惑於自己的性別認同，扮異裝症則以性快感為目的、但多半不厭惡其原生殖器」。❞

好像只有國中時期稍微討厭自己的身體，但那種討厭，不是覺得自己的靈魂裝錯身體；那種討厭，比較像討厭社會對女性身體應該如何的想像。

後來遇到卯迷，慢慢能夠接受自己的身體是美好的、理解自己不需要活在別人對我身體的想像中。

我可以是我，以任何方式裝扮我自己。

❝在其它成因探究，胡海國曾主張生物學因素，林亮吟主張不做單一歸因或有些實在找不到解釋（聯合報 1995年4月20日），更有係因原住民母系社會68，晚近則有下視丘（hypothalamus）、胚胎學懷孕週期的荷爾蒙變異說（洪蘭 2005：6-7；陳宣萱 2009：9）。

68 「因為他有不少患者是原住民，而原住民想變女的，比想變男的多，和漢人不同。而這和原住民母系社會的價值體系可能有密切的關係。」（〈台灣變性手術 八成案例女變男〉）。

跨性別原住民是更加脆弱的議題，易遭受漢人中心的無知和性別偏差歸因，再製了對原住民文化的偏見。見林文玲、王蘋（聯合報 2003年4月20日）。❞

原住民+男跨女這組關鍵字，讓我想到2017年的台灣電影《阿莉芙》。不知道這部電影是否跟這個脈絡有關呢。

❝史料中也呈現台灣90年代女變男相當重視陰莖、站著尿尿與床上勇猛等受與社會文化影響之男性認同建構71。

71 如鄭美里《女兒圈》（1997：150）中，一位1955年次（當年42歲）、T與變性慾認同的報導人張童說到，「[..]我要等到做完手術後可以站著尿尿才做。不能站著尿尿，我幹嘛去挨刀！」❞

看起來對有些人來說，性別與性器官的展現、功能、使用有很大的連結。如果沒有性器官，或沒有展現特定功能的性器官，就不算是特定性別。

我可以理解成「對他們來說，性別（的意義）是建立在性器官之上」嗎？

大家在吵「怎樣的人才有資格稱為跨性別」的時候，也很常用手術與否作為分野。而手術所改變的，很多是跟性器官有關的事⋯⋯？

好像稍微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認為性別認同不存在，或是認為沒有未術跨了。

如果對他們來說，性別建立在性器官之上，那確實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只能」是出生性別的女性或男性。

如果我支持每個人都能有自己的性別認同，那麼性別認同對我來說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性別認同包括一個人對性別、性別氣質、性互動、社會定位、個人跟社會的關係的想像。

我的性別認同是不想定義自己的性別、流動性別，有時覺得自己是女性，這些是我對上述事情的想像嗎？我為什麼對自己有這些想像與認同呢？

❝聲音訓練也是融入的一環。由於男變女的第二性徵喉結無法以女性荷爾蒙改變，只能透過語言治療，北榮喉科聲音門診自1990年代中期起提供聲音訓練療程。治療師盛華說，男變女可學習提高音調、配合女性肢體動作並「加強女性特有的語助詞如『嘛、好啦』等」，亦可達到滿意的生活成效（民生報 1996年3月26日；張乃悅、盛華 1996）73。

73 盛華指導了碩士生王美宜（2013），按其摘要內容，仍將「嗓音女性化程度」與「嗓音生活品質」視作單一方向的正相關，忽略了女性化聲音的個別化與多樣化。按其性別型態學歷史意義而言，仍在「適應良好」的正典化邏輯中。在《標準照護流程》七版（2011：50），強調聲音治療的個別化與彈性，「很重要的是，對於個人的溝通喜好，嗓音和溝通專業人員必須要具有敏感度。[..]一是個別化的。不應該勸告個人，去採取令他們感到不自在或不可靠的行為模式。」

來自社群經驗，聲音是全身表達的觀念有其啟發性，然而療程會指正求診者從用詞、適中的音調、聲線韻律圓滑、隨情感音調起伏加大、尾音要上揚、臉部表情、動作到打扮的單一指導，進入到治療師想像中的正典女性規範（norm）。呼應巴特勒（1993）論點，儘管貼合性別轉變的生活需要，卻是規範性如何經由一系列建制、轉化到肌肉身體中。❞

「一是個別化的。不應該勸告個人，去採取令他們感到不自在或不可靠的行為模式。」

社會經常告訴我們女生要有什麼表現、男生要有什麼表現，這句話我覺得也適用於跨性別之外的人。希望大家不需要採用自己覺得不自在或不可靠的行為模式。

「呼應巴特勒（1993）論點，儘管貼合性別轉變的生活需要，卻是規範性如何經由一系列建制、轉化到肌肉身體中。」

在接觸SM和女性主義的文本前，我沒想過性別是被建構的。或許是因為對小時候媽媽告訴我女生要是什麼樣子感到排斥和不自在，現在我很喜歡看關於性別是如何被建構的論述。

❝同志運動於2003至2005年同志大遊行成功後，帶動了社會對性少數的能見度，尤其拓展了變性者性傾向類型、醫療需求與性別氣質的多樣化空間。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經費、民間同志團體編輯的《認識同志手冊》中，敘及了變性朋友依其自主而有不同的醫療考量和選擇，並接引全球性別運動發展的性別光譜論（gender spectrum），將性/別分為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表達與性傾向之獨立四軸的排列組合（2003：10；2005）。❞

這幾年有一些人主張性別認同不存在，但是從這段資料來看，在2003～2005年間的政府及民間文宣中，就有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表達與性傾向的資訊了。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最近主張性別認同不存在的人，出現在我的視野內呢？印象中之前並沒有那麼多討論跨性別的聲音。

是我剛好觸及了討論跨性別（無論立場）的群體，還是類似某種運動的延續與發酵呢？

❝台灣手術合法化與變更性別登記的促成，並非社會運動的成效、亦非政府由上而下的良善制定，反倒是來自一連串當時求診者相繼社會能動與醫生人道的社會推動下，共同寫出的結果。現今的跨性別向媒體自述生命故事的風潮，在30年前早已盛行；2002年蔡雅婷找上總統府解決身份證照片難題，1975年第一位女性運動員早已找上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尋求幫助。變性手術評估標準化與往醫學中心集中，給予了國內手術提供，卻也給求診者加諸更加複雜、冗長的全面控制。在台灣婦女運動→同志運動→跨性別運動的線性觀，跨性別往往被視作婦運和同運的附屬或受恩者之新興群體；回顧後驚知，台灣變性並不「新」，有其獨自視角的流長歷史敘線，和不同性少數社會史相生連帶。2012年跨性別人權的審查委員會、廁所疑慮、犯罪疑慮與手術重傷罪，30年前醫生與社會早已熱烈爭論。❞

前幾個禮拜跟朋友聚餐時，我們就有聊到：很多人吵廁所問題，彷彿對他們來說，跨性別只有廁所跟身分證的議題。

現在看書才知道，原來現在大家在吵的事情，幾十年前就吵(?)過了。跨性別的廁所、身分證、犯罪疑慮議題並不是很新的事件。

我的疑問是，既然如此，為什麼幾十年下來，這個社會對這些事情沒有定論呢？

❝朱偉誠〈跨性別運動的台灣思索〉（2000）提到，台灣在地的主體仍未浮現，只有反串秀、酒店三性公關與媒體「環瀛搜奇」「看熱鬧」式的偷窺，卻不能呈現表演和酒店以外人士的面貌4。

4 朱偉誠（2000）留意到，當時的反串藝人經常以「只是藝術表演」來隔絕社會對性與性別的汙名質疑。此舉雖然有助自身的正當化，卻「與主流共謀般地」將同性戀情慾或變性實踐的實際存在避而不談。張小虹〈誰最「變態」？〉（1998：123）也談及這點，當時紅藝頂人向雜誌提出訴訟，理由是他們並不改變身體、而只變服裝，所以是「反串秀」而非「人妖秀」。張氏認為「被邊緣化的『扮裝』向主流濟眉弄眼的方式之一，竟是與更邊緣、更汙名的『變性』劃清界線：我們只是以女裝的方式做表演，沒有『變態』到要變女人」。諷刺地，對照2000年後，反倒是變性正當了，扮裝被賤斥了。從報刊記載言，確實如該二者所言。但也反映在九零年代大眾媒體下，當時確實只能有以這樣形式公共浮現的社會條件。❞

看起來「藝術」除了成為「情色」與「作品」的分野外，也被拿來作為「表演」與「性別」的分野？覺得藝術這個詞變得很有趣，好像任何與污名有關的事，冠上藝術一詞就能正當化。

在這背後，是否也代表藝術具有包容不同形式、身分的可能，因此在切割的同時也能成為一張網子，承載不同不容於主流的價值呢？

@aither - 把關於藝術與性的事情拉出來談 #埃忒閱讀

❝在研究記錄中，鄭美里《女兒圈》（1997：150）的一位同時Ｔ、變性認同的當時42歲報導人張童分享當時去看紅頂藝人的心得，體悟到性別是扮演的，並觀照自身的體驗。趙彥寧〈老Ｔ搬家〉（2005：66-67）的1948年次報導人老Ｔ達力，在面臨社會變遷的流離，被雇主下放到擔任「人妖秀」的票務經理，薪水剩原先一半。趙氏並未直接指名這個「跨性別表演團體」名稱、但其以前鈿是觀光局招攬日本旅行團的重點支持活動。雖然反串表演在1990年代台灣同志運動中是文化資本象徵，但在老Ｔ達力的業界中，人妖秀幾乎和牛肉場的地位一樣不體面、「幾乎不願向朋友提起這個新工作」。隨著團體經營的困境，半年後戲院倒閉，達力也最終失業了。❞

我讀小學的時候，同學會使用「人妖」這個詞，那時候聽到就覺得不舒服。

他們會用人妖形容「不男不女」的人，認為男性跟女性的性別氣質與行為是二元的。

那時候大家也會提到泰國人妖（男跨女），或者陰陽人。

那時候我覺得不舒服的點，是因為同學用嘲笑的語氣講非二元性別或不符合二元框架的表現。但我覺得不符合二元性別框架並不是次一等或好笑的事。

或許還有氣憤和難過吧，覺得這麼說很傷人。

現在想一想，連我那時候身為順性別女性都感到不舒服了，那麼那些非二元性別的人會有多痛苦呢？

❝而位於“南部”高雄的陪侍勞動者，承載著性/別與階級弱勢，以勞動獲得社會關注、以自身能動正向回應汙名，至今卻在同志運動史的記述之外。8

8 1990年代中期是校園同運與底層表演勞動三性公關遭逢疊合的特殊短暫時刻，尤其是在同運尚未機構化（登記立案與全職工作人員）、主流化（台北同玩節與同志大遊行）與接軌國際LGBT前的游擊時代。許多抱懷邊緣連線進步精神的酷兒/同運人士，相當緬懷在同運草創時期與扮裝皇后、三性公關的相混情誼，其可約略對應美國1960年代的次群體界線尚未清晰分離。

固然在《GL熱愛雜誌》《揚起彩虹旗》等隱約記下的混同身影（部份人士並沿續對相對弱勢跨性別的關懷與相關文化創作），但我認為，同運／婦運性權（當時仍是攜手並進，有其在地運動脈絡特殊性，見陳薇真 2014）立足點往往帶著將資源與進步思想帶給你的施恩立場，即同志是運動主體、跨性別包括進同運之中。

然而，底層三性公關又是如何看待校園菁英的「同志運動」、又為何無法將這些草根人際網絡與社會影響力看作「社會運動」（只因為缺乏詮釋權與菁英改革意識）？另外，左派酷兒的無階序化立場，也不易梳理在時空進展下、逐漸差異化的次群體分離過程。變性/扮裝與同性戀的分離跡象，最早自台灣1980年代已然浮現。扮裝文化一部份和同性戀疊合，但一部份也是在異性戀脈絡中。❞

主要想標的是這段：「但我認為，同運／婦運性權（當時仍是攜手並進，有其在地運動脈絡特殊性，見陳薇真 2014）立足點往往帶著將資源與進步思想帶給你的施恩立場，即同志是運動主體、跨性別包括進同運之中。」

想標示的原因是這個觀點我沒想過。
我2018透過SM社群首次參加同志遊行、聽過SM社群說社群內有人參與同志運動的核心組織。加上社群活動經常有跨性別參加，所以在我心中，一直有同志——SM——跨性別平等的感覺。

可能因為是不同時期的不同活動，或是我不是跨性別人士，所以無法理解這之中的感受。

❝15

⋯⋯趁成名時，蔡比更藉此到歌廳走唱。
此案在法律史上有特殊意義，我國結婚採「儀式婚」（舉行公開儀式與二人以上證人即可生效）造成鑽同性婚的漏洞空間。2007年才改為以至戶政所登記為準。我認為，此例除了在同婚、多重伴侶意義上挑戰了公民權定義，也帶出了不同於現今變更性別登記、第三性別欄或取消性別欄以外的另一可能──國民是否可以同時擁有男、女兩種法律性別身份？❞

覺得這個想法很有趣！

❝Gayle Rubin（1993[1984]）認為對性的道德恐慌是出自滑坡效應心理，擔心當不正當的性成為正當、原本的道德界線將全面撤守；台灣的道德拉鉅也是國族主義、國際地位焦慮的表現。❞

這個現象現在還是存在，蠻想看一看這份資料

❝陪酒的22歲「瑋瑋」和20歲葉氏表示，許多中南部年輕人到台北謀生，他也是離開家中鐵工廠而來，曾到醫院檢查，變性手術需花費40萬元，缺錢才到台北「下海」存手術費。❞

我沒想過手術要多少錢，卯迷也沒有跟我說，不過某些人是不是以為跨性別想動手術就動手術

❝真正的「同性戀」者是不需要靠金錢來買賣的，除非是老醜得沒人要的，才會花錢滿足一下慾念。❞

❝而對「男同性戀」而言，雖然他K的單純社交男同「吧」也女裝吸引客人賺錢，但表現出分離的慾望、即“真正的男同性戀”和“在賣的人妖”不一樣。❞

這個分離的慾望，也是在貶低「非真正的同性戀」：我們不需要靠金錢買賣（成功人士）、老醜得沒人要的才會花錢（失敗者）；同性戀通常是年輕又好看的；真正的同性戀不會買春

❝40歲的鳳凰，因以700元價格在康定路附近拉客，又遭萬華分局逮捕。當時她穿著毛衣、長裙、絲襪、高跟鞋、長髮與突出胸部，「外表十足像個女人」，警方聽聞她自稱原生性別時還半信半疑、以為她冒名。

[⋯]另一則報導故事相同，「當時著緊身毛衣、長裙和高跟鞋」「從小衣著打扮和一般人無異，他也認為自己並非男孩子」「行為舉止揣摩［原女小姐］同事的動作，除非自己表明是男性的身份，一般的女子、酒客等根本無法從外表辨識出他的性別」。❞

不知道「原女」是不是指「原生女性」？
這兩段內容，讓我聯想到大家在討論廁所爭議時，往往責備的其實是不夠pass、看起來「不夠女性」的女性——因為不夠pass，看起來像男人，這個「不夠女人」的外觀讓他們「感到恐懼」。如果今天跨性別都很pass，這個問題還會吵得那麼熱烈嗎？

❝1969年次的唐飛，於18歲（1987年）前往新加坡賣唱，遭老闆「被變性」。

[⋯]吳欣原先是白天以男性身份、獨立接案的企劃人員，同時於晚上以女性樣貌在酒店上班的雙重生活（double-life）。按推算，其於1982年前後已在台北酒店工作。酒店上班時，老闆問她要不要打荷爾蒙，“我們店小姐都有打”，吳欣原先沒多想、開始長胸部，卻使其面臨與女朋友婚嫁、進退維艱的處境。「酒店老闆也把我當搖錢樹，希望我多賺一點，所以想讓我去變性」，趁醉時，被送到密醫，醒來時已遭受睪丸切除手術。吳欣原先想提告，但因怕消息惹大而作罷。便毅然前往新加坡，完成陰道重建。❞

這些事情超可怕⋯⋯

❝『能夠上台表演賺錢，又能名正言順地穿著女裝，我簡直是求之不得，』張○○於是改名鐘玲，開始反串表演，拿手歌是『夜來香』」。鍾玲原先已私自開始服用荷爾蒙，「一如青春期的女孩子般期待自己的胸部會大起來」；夜牧人同時開口建議鍾玲做隆胸手術，「這樣更容易在秀場異軍突起」。隆胸後，1980年代中期舞台已出先了“先進”場景：

做了隆乳手術後，夜牧人為鐘玲舉行盛大記者會，以「上空人妖秀」來號召觀眾。當員警以違背善良風俗加以取締時，夜牧人反駁，「難道男人露胸犯法嗎？台灣有哪一個男人不能坦胸露背？」❞

雖然這樣宣稱在當時是為了經營，但另一方面來說，我認為這樣的事件同時也凸顯了法律對身分證性別男女規範不同的荒謬

❝還有一次在地下酒廊陪酒時，被員警帶回警局。當員警看到眼前的美嬌娃竟然拿出男性身分證，隨之而來的是惡意屈辱，叫他站上警察局的辦公桌，全身脫光來「驗明正身」。❞

這樣的警察有夠噁心⋯⋯

❝離開夜牧人後，（約於1990年）鍾玲開始於台北新興的三性酒店坐檯，一年存完100萬，在26歲（1991）於泰國完成變性手術。鍾玲於2002年單身領養成功獲准，至今從事接秀場工作。❞

前面的註解提到：

❝1969年次的唐飛，於18歲（1987年）前往新加坡賣唱，遭老闆「被變性」。回台後在中南部夜市走唱，小有知名度（歌曲客群以中年為主），並出過10個專輯（台語那卡西曲風），主持廣播電台節目。曾領養兒子未獲准。2014年8月起於嘉義東石漁港。❞

蠻好奇作者對於能夠領養與否的分析是什麼？

❝1980年代競爭激烈，部份業者祭出反串，吸引到最後盛極的業績票房。而從業者更常被業者以「有益生意」而鼓勵施用荷爾蒙、隆胸或變性，鍾玲更被業者以「男性反串不算女性，可漏上空」的法律不對稱漏洞，在秀場中以女性樣貌裸露上身當作商家的生意噱頭。在我國法令，公然猥褻罪的構成要件除了具公然之意圖外，在「猥褻」的定義係以約定成俗，其認定又是男女不對稱，即女性不可露三點（陰部與乳頭），男性不可露陰莖、卻可以「坦胸露背」。而男女身份認定又係以身份證件為準。若衣著與姿態皆女、甚至已使用女性荷爾蒙或隆乳手術，確實可挪作商業噱頭，既可吸引異性戀男性市場、又不受到法規規範。❞

雖然這段話是基於商業噱頭而講，但也因為這個漏洞，凸顯了以身分證上的男女二元標準，對男性與女性抱著不同期待與規範，本身也成為一種能被操作的空間

三、mid 1980s-1995：流行文化與紅頂藝人

❝1980年代日本發明了卡拉OK和伴唱帶引進台灣（夏鑄九 1991：3），衝擊以往傳統秀場、牛肉場、舞廳生意，但也同時發展出以坐檯陪酒的新興消費形式，才出現了「公關、公主、小姐」等新名詞。❞

原來公關、小姐這些詞是這個時代才出現的，過去一直覺得這件事理所當然，彷彿這些詞彙原本就為性產業所使用

❝1999年8月出櫃模特兒王悅恩的自我定位與敘事模式仍然在變性二元變成女人（而非“跨越性別”），部份變性人社群私下也不太歡迎性別模糊跨越的說法（覺得與自我感知不符）。雖然跨性別（transgender）作為大傘概念，但仍辨識不同的差異與主體意義29。

29 出生澳洲的模特兒Andreja Pejic（1991-），原先男、女模特兒都走，被經紀公司建構為「中性/雌雄莫辨的男模」「在兩性之間描述自我」。然在2014年6月出櫃自己性別認同是女性，已完成夢寐以求的變性手術，自述13歲時就已經知道自己，只是因為還沒準備好。出櫃後定位自己是女模特兒，只走女模特兒部門。見專訪（Katharine Zarrella 2014）。❞

這個點是我沒有思考過的，很多「男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的思考可能是受到性別模糊的思維影響，而這個模糊來自於打破性別氣質的疆界。可是如果一個人他並不覺得自己是模糊的，而是鮮明的就是男性／女性呢？

❝1995年9月陳昭如撰文刊登《聯合晚報》，質疑如紅頂藝人等反串是否具顛覆了兩性刻板印象的效果、或只是社會角色的重覆而無顛覆效果；儘管如此，是否有「另一種觀看與解讀的角度」32。

32 不同上述多半援引Judith Butler展演理論、著重於顛覆潛力的象徵分析，張靄珠〈性別反串、異質空間與後殖民變裝皇后的文化羡嫉〉（2000）處理了更多的物質與脈絡化，將反串活動置於後殖民相互凝視的國族和性別之幻識結構（phantasmatic structure），相對清晰舖陳了從傳統中國戲劇、民初中國（西方衝擊、救圖存亡而視中國戲劇中的反串“落後、不自然”）、京劇名旦梅蘭芬1930年代赴美國百老匯、戰後國民政府扶持京劇而打壓歌仔戲、1962年凌波主演香港電影《梁祝》在台上映、1970年代楊麗花等，以及1990年代電視綜藝節目的喜劇反串。❞

❝紅綾金粉劇團於1994年成立，最早由建國中學話劇社結識，後來連結了北區各大專院校戲劇戲成員。於1995至1998年演出多齣代表作，內谷含括扮裝、時尚戀物，探討恐娘娘腔與愛滋恐慌，稱作「敢曝」（camp）。❞

之前看到有人把camp翻譯成「坎普」，我不知道是什麼，看到這段比較清楚了

❝「劇團」與「秀場」仍暗指了不同高低階序的文化品味。❞

這個階級差異蠻鮮明的

❝紅頂藝人表演路線的成功，在媒體與市民社會，使其名號不斷受到非以劇團表演的消費店家和從業主體的挪用。藝術／賣淫、劇團／店家、檯上只是為表演／私下真的想變性，形成不同汙名差異之間的相互擠軋。❞

這段話的意思我看不懂

❝36 1999年，耗資7000多萬打造的台中場地，遇上921大地震而倒塌。2002年於嘉義另起場地，又因違建而面臨拆除。2006年於西門重新開張、吸引日客，又於3月個月後業績不佳而倒閉。2010年進駐新竹農場。以新團名轉型，不斷開創鄉村市場、並連接國際能見與表演機會，直至今日。值得一提，2001年復出時，已開放部份男同性戀或變性人成為團員，表示其汙名或爭議已平常化。❞

四、1995-1998：三性公關的浮現與極盛

❝1995年10月，高雄地區警局執勤首次遇見「人妖坐檯」，位於新興區五福路的「阿拉法特」。高雄夜生活標新立異、求變求變，中國時報社會版頭條以這樣的修辭開頭：「柔暗的燈光，伴著輕快的音樂，一群貌似妙齡女郎[..]，接近後，卻聽不到鶯鶯燕燕的聲音，反而傳出陣陣低沈的語語」。男扮女裝存在的報導總是以修辭性的反差、對比與時間差而再現❞

看到開頭，我也是注意到這個修辭

❝婦運社會學學者王雅各〈牛郎與人妖現象 逐漸浮現不奇怪 從早期性壓抑文化的情境中逐漸開放的社會〉（1995）於《聯合報》民意論壇，替現代經濟社會的多樣化現象平反，雖然其並不樂見從娼，但認為也有男性或人妖從業，有益於打破傳統父權往往男性消費、女性服務的刻板印象。❞

我近年才接觸女性主義，許多議題現在仍然在持續著，看到這本書，才知道原來很多想法過去就有人在談，很困惑那為什麼我們還在討論這些事？為什麼這些想法沒有普及？為什麼社會還是這個樣子？

❝據高雄業者受訪，從業者來源除了男牛郎退流行而來轉業「半路出家」以外，總體而言，“素質較好”是來自台北經紀公司，進行過「走路的儀態、化裝術、手勢、語調」等「專業訓練」，跨越縣市的訊息、經營模式和人力經常相互流通。❞

如果女性的儀態是可以被訓練的，就表示社會對女性的規範與期待還在，例如男女走路方式不同、手勢不同、語調不同

❝據中山分局員警受訪表示：「類似特殊酒店在台北市還有幾家，有的是男性陪酒．男性消費的男同性戀(HOMO)店，還有的是由女同性戀者扮成男裝陪女顧客喝酒的「女同志」店，由於迎合特定少數族群的需求，這些店的規模不大，生意也不見得興隆，警方為了顧及同性戀者的人權，除非必要，臨檢時很少將他們帶回分局偵訊」（聯合報 1996年10月24日）。表示如果「生意不是太興隆」、沒什麼公共秩序妨礙，加上台北晚近人權高漲，逐漸減少對特殊類型店的刁難，也表示對台北而言已日趨平常化。❞

看著這些歷史，我在想社會及警察對BDSM活動的想法是不是也類似這樣？

❝或許也因被當作男同性戀，但1995至1999年間是「三性」在台灣公衛愛滋防治論述中唯一具能見度的時期。❞

❝當時高醫護理士碩士班的柯乃熒是1990年代少數關心、並直接介入這群體的知識份子。1997年「同性戀的政治座談會記錄」（208；212），柯乃熒向與談人提問，如何回應在南部成立、被同性戀社群排斥的第三性公關。台上與談人之一、同時也是介入新公園的重要同陣成員謝佩娟回應道，「其實我覺得她們還蠻好的，因為我覺得她們的自主性很夠，就報紙的報導來看，她們對於媒體或對於警察這種強力的干預或者對他們的侮辱，公關們的回應方式令我覺得非常佩服，應該要給她們一點鼓勵」。❞

超強的，反觀2025年的BDSM社群⋯⋯👀

❝柯氏認為，「第三性公關大約有十分之一是變性慾者」，以其護理背景和與精神科醫師文榮光合作，熟術變性評估「包括家庭評估、社會適應、使用荷爾蒙的問題、性別角色在社會的再適應……等」等術前評估，「能給他們很多建議」。最後表述自己很欣賞他們「姊妹」，因為他們自信大方「敢跟媒體正面接觸，不畏懼曝光和採訪，敢在媒體面前賦予自己正當性」，並敘及曾在遭遇警察警臨檢、強迫抽血時「幫助過他們」（81）。❞

好喜歡這兩段

❝由此可知，柯乃熒以護理、文榮光同性戀／變性慾分類法和精神評估知識，以自覺專業角色和人道關懷介入場域，並將部份人士納入社福模式下。❞

看「愛滋政治」的段落，覺得柯超強的

❝在法規方面，不同於戒嚴時期《違警罰法》，解嚴後民間社會個人權利意識抬頭，若無當場性交易或“公然猥褻”之情事，單就“奇裝異服”行為，不論在路上走或夜生活店家，已不能將人隨意拘役。❞

從這邊可以很明顯感受到跟過去的不同

❝1998年4月，議員邀請兩名第三性公關現身省議會質詢，為凸顯三性公關已是社會問題，若遲遲無法可管，將更加社會混亂。❞

原來處理政策層面的問題時會邀請當事族群出席

❝社會處長唐啟明則站在社會工作「人格尊嚴、人人平等」的立場，認為「這也不是什麼壞事」（臺灣省議會公報 1998）。❞

❝另一位剛滿20歲「女郎」即將入伍體檢，表示自己要穿女裝去，要穿著女裝去報到，看軍中要不要收她，不怕當兵體役，「男人做得到的她一樣可以做到」，並且有一名在開卡車司機的男友（中國時報 1995年12月9日）。❞

所以某些人為什麼預設跨性別是不想當兵呢？後面提到「雖然從業者的個人敘述模式可能是「話術」或刻板敘述，但多少給出了『做這一行』的背景。」

❝按洪啟東〈淺談性別與空間消費研究〉（1995）一文，台北酒吧（pub）在東區、中山北路、天母和師大一帶盛行，夜生活消費對都市女性的意義是平日生活束縛的放鬆，已婚婦女又更受制於家務勞動和小孩照護。相對照，這些報導不僅是歧視女性的非人化、暗指女性從小歸父母、結婚歸丈夫、應該「回家」（私領域）而不應進入休閒消費公共空間，更有年齡階層的不同歧視，“歐巴桑”的中年婦女年齡歧視與去性化（de-sexuality）、年輕女性又遭「父母帶回管教」幼童化。❞

喜歡這段對於社會現象的批判

五、1999-：衰退、網路援交、後三性店時期與細水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立法於1995年，來自1988年救援雛妓而浮起的保護婦女和兒童的民間婦女團體，在台灣婦運／性權／同運具有爭議性（何春蕤 2005）。爭論其一，第29條於出版物、媒體及網路「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將處5萬以上60萬元以下、刑事層級的罰鍰。其以保護兒童為名，將規範對象擴充到立法目的外的正年人；其「暗示」之法律不明確的裁量，使許多網路性邀約的異性戀或男同性戀受罰，並全面限縮個體性工作者的空間。諷刺地，1950至1980年代中期，威權國家以《違警罰法》管制性少數，至多被拘役數天；解嚴以後，路上行走解放了，底層性交易卻由官民共治、民間團體推動的立法，更嚴刑與全面治理。❞

威權國家的處罰反而比較輕這點頗有意思，好奇那些法條或現象也有這樣的情況

❝援引交織性分析，因為性別認同的經驗特殊性（specificity of gender identity experience），愈表現跨越性別轉變、同時沒有足夠的社會支持時，愈容易因年齡（太年輕或已過中年）、原生家庭、學歷與就業市場遭遇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處境；而雖然三性店家是（社會建構下的）“不光采”、人身不安全與同樣是資本邏輯下的剝削勞動（因市場利潤不足、檯費與收入遠低於一般女公關），但勞動場域卻提供了物質經濟和得以實現屬己性別表現、可行的生活空間。❞

因為談及交織性所以quote起來

❝54 在菲律賓，跨性女性工作者遭客人謀殺案例自1980年代至今頻繁，如2014年10月Jennifer Laude遭美國大兵謀殺。全球大都市的街區也常聞。對跨性女性工作者的人身暴力，同時交織了厭女、跨性別憎恨與性工作入罪化的警察騷擾。❞

跨性別女性面對的交織性及厭女問題是反跨人士幾乎不談的，在想他們對待跨女的態度，是否本身也算一種針對跨女的厭女情節呢？

❝但依《社會福利法》以《民法》親屬篇以父權、血緣和等親的家戶為單位，其低收入戶認定資格係個人所得與一等親（父母）強制合併計算之全戶平均個人所得需低於最低生活標準（浮動約9000餘元）、年滿25歲又強制計算一份虛擬基本工作。即使跨性女多年離家，平均收入仍強迫與父母之財產合併計使，使其無法獲得就學減免、健保費減免與司法扶助，更缺乏居住權正義。換言之，台灣的社福公民權是建立在華人－新自由主義下的就業勞動、強制父系血緣宗族與扶養義務上。❞

要辦租屋補助和就學貸款時我也發現這件事，覺得非常不合理

❝加拿大女性主義研究學者Alana Cattapan（2009）指出，在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福利邏輯中，只有勞動、納稅與消費者才具有公民資格，而跨性別人士因勞動市場弱勢而被排除在社福公民資格之外；並提及Aren Aizura、Dean Spade和Vera Mackie不約而同談到跨性別人士必須要消去自身的尖銳化（de-radicalized）和社會融入（socially assimilated）、塞進於通念的好公民資格概念（good citizen），才能近用獲得社會權保障。❞

「好公民」讓我想到社運時大家總是需要成為「好同志」、「好跨性別」

❝我認為，性別身份文件的法律承認得以保障部份一般就業，但其就業進入條件仍需仰賴個人的性別化資本、教育水平和文化資本。晚近的跨性別國家取徑保障「白天」的權利；但依舊不斷有人持續落在「夜晚」的處所（夜晚同時交織階級與性汙名），是跨性別運動應當看見、關注的範圍。並非訴諸“跨性別很可憐”而主張社會福利無限上綱，而是試圖想像在新自由主義以外，對非正典性別化存有之可行生存（a livable life of gendered non-normative being）的經濟模式、親屬關係內／外建構與照護關係的其它意義或另類出路。❞

交織性的部分

❝召委張鴻學回應，由於男性陪侍「其服務對象並不限於女性」，（男性間）是「中華民國所不容許的違法行為」，若將其納入，恐間接承認了男男行為（立法院公報 1985b；聯合報 1985年10月16日）。換言之，當時社會基於對男男的同性戀恐懼，使男妓與三性逃過一劫，與「平等」擦身而過。

[⋯]當時也引起議員與市府官員爭論，一方認為男性陪侍日漸增多，條目應中性化；一方認為「有變相鼓勵男性從業之嫌」（有違男子氣概？）❞

有位男子氣概這句真是一針見血w

❝其行政院性平會討論歷程也全程未經詢問權利受影響者的意見。雖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業者常以人頭、轉移名目或打好關係，但因為特種行業非法化、使相關勞動者必須更加依賴「後台硬」店家的保護（陳美華 2011）。與其說進步，不如說是國際人權的男女形式平等與具體生活的人之間距離遙遠的不食人間煙火／人間疾苦。❞

因為沒有詢問權利受影響者的意見劃線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