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1917年《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在1918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就變了提倡國語，說要做「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說是唯一宗旨，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即是他真正想做的不是白話文，而是國語。

這很可能是參考日本的，因為同時期的日本也發生了文體變革的運動，從以漢文作為書面語，變成以口語為基楚所做的一種新的「言文一致體」。明治至戰前是過渡期，使用一種叫「漢文訓讀體」的文體，戰後則所有公文都改成了「言文一致體」，而且也不再叫做「口語文」，而叫做「現代文」（現代日語）。學校教育則保留學習三種文體，古文、漢文和現代文。

日本和中國不同。日本的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是真的擺脫共通語文，即漢文／文言文，換成一方之言（這意味上的方言）做一方之書面語、一方之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