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了誰」的史學：後現代史學
《歷史的再思考》一書雖篇幅不長，然詹京斯在精煉簡短的文字中直白地點出傳統史學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矛盾。傳統史家們認為「運用史料與證據」便能客觀中立的呈現過去的真實，在此基礎上，歷史是不外於科學的；然而，已逝的過去與歷史之間有著不可填補的溝壑，正是這個溝壑容許各種史家的活動，使過去從無解釋到被解釋，由無意義到有意義。

若說傳統史學試圖用科學、客觀、真實的咒語掩去史家在編寫歷史過程中的主觀性（歷史學家只是找到了真實，然後展現它而已），後現代的挑戰，無異於讓史家（人）的主觀性與能動性重新被察覺。「寫歷史的人」在歷史製作的過程中無疑是重要的，包含過去寫歷史的人與現在寫歷史的人，後來的史家持續運用歷史（所謂史料或研究成果？）來窺探過去的蹤跡，但得到的只有事件、過去史家的歷史，以及自己理解（當下）的歷史。在知道這件事的前提下，「歷史編撰是為什麼？」這個問題便回到個人身上，正如詹京斯的提問：「歷史為了誰？」——我想製作什麼樣的歷史、我要製作誰的歷史。認知到自己在採取立場、在採取什麼立場、為什麼採取立場，這件事情不僅幫助我們反省我們在歷史研究當中所做的一切，同時也讓我們重新思考自身與所處世界的各種知識／論述的距離。

二、揮之不去的永恆魔咒：意識形態
在本書的討論中，「意識形態」是一個重要而反覆被提及的概念。歷史總是在不斷變動的過程中被史家們製造出來，唯一不變的是：它持續在不同時空下被當前的意識型態影響著。這也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因為被認為「總在改變」的事物，它卻也存在一個「不變」的前提；後現代史家們嘗試解構現代（傳統）史學的結構、大敘事歷史，然而「意識形態」的（總是）存在難道不是後現代主義的又一種結構嗎？或者它能夠被論述為超越結構之上的事物？筆者不打算在這個問題中打轉，更讓我感興趣的是：在後現代史學試圖「將歷史本身（敘述）歷史化」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的身影——這個彷彿籠罩於歷史與歷史學之上揮之不去的巨大魔咒——如何被觀察與捕捉，並起到了何種作用。

在此或能以中國女性史學者衣若蘭教授的著作《從列女傳到婦女史：近代中國女性史書寫的蜿蜒之路》作為一個例子。《從列女傳到婦女史》一書主要以《清史稿．列女傳》、《神州女子新史》，以及《中國婦女生活史》三部婦女相關的歷史著作為核心，其研究重點並非欲借助文本中的敘述來還原近代中國婦女的真實生活情況（處境），而是將文本視作被研究的對象本身，討論這些針對婦女的歷史論述是如何在作者與時代的互動中被編寫而成，他們又各自採取了什麼樣的立場，以此呈現中國近代婦女史學史的脈絡。

藉由這種方式，以上三部婦女史文本正如詹京斯所說：「所有的歷史敘述都視作被禁錮於某個時空和空間之中」一般，停留在所屬的時空當中，使這些婦女史文本背後的史觀與權力競合關係被察覺，而偷偷隱身起來的意識形態頓時無處逃竄，「過去－歷史」的橋梁在魔咒顯露真身的那刻轟然倒塌，最終留下的不是婦女生活的過去，而是意識型態的歷史，以及婦女史本身的歷史。

三、開放的危險性：對後現代史學的反思
最後，《歷史的再思考》一書無處不在提醒著讀者：「我們正身處於後現代當中。」這是一個由（對現代主義的）懷疑、失望與虛無支配的時代，它希望沒有中心、沒有定義，沒有結構，也沒有絕對的真理，「多元」與「邊緣」在此是主軸，它為包含歷史學在內的諸多學科創造了一個開放的空間，能夠容納諸多的論述與全新的視野──性別的、文化的、少數群體的、全球的……各式各樣的課題，即便有些問題討論起來看似困難，但我相信身處後現代的史學家們絕對想得到別出心裁的方式研究它們。

然而，正因為這個空間是開放的，它容許各種爭論與衝突的發生，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它是充滿危險的：後現代主義見證了諸多中心與領域的死亡，但不表示中心就此消失，也不表示領域的討論到此為止，它更像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光怪陸離的景色不斷湧現，而「多元」與「懷疑」好似成為了後現代主義的中心，這意味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立場來書寫歷史，並且這些立場無關對／錯（因為只是個人的選擇）；它能夠帶給我們正向的思考，同時也需要警惕。當所有的歷史論述都淪為一種相對的選擇——史家們基於自身意識形態創造的「有材料得以發揮的故事」——而無關乎理智與歷史的基礎，那麼將使歷史成為各說各話的敘事遊戲，並墮入到孤獨的虛無之中：我們只會關注到自己所「信仰」的歷史，而無法看到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