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傳威是二◯一五年主責劍橋護老院報導的《明報》偵查組前首席記者，行家暱稱他「蔡仔」。

事隔多年，回顧劍橋事件的偵查過程，蔡傳威依然能鉅細無遺地描述。回想二◯一五年，事情源於一通匿名電話報料。根據對方提供的具體時間及地址，蔡仔請同事廖穎琪清晨前往拍攝。「第一日去影就已經影到。」看到片段後，他自言十分震撼，連忙跟進，「一般做法是怎樣也得明查暗訪一番」，便找來兩位同事佯裝替父母物色院舍的夫婦，希望作第一身觀察，掌握環境實況。印象中，那次「放蛇」並沒重大發現，只透過偷拍，獲取一些院舍環境殘舊的畫面。

下一步，他決定以記者身分到現場，首先於院舍樓下「撈」了幾個case，目的是建構一個更立體的景象，透過家屬描述，補足其他照護情況，並試圖了解他們是否知悉天台洗澡一事。

他記得結果令他非常訝異，「有一半答我『知』。對我來說是驚訝的 ，這件事本身超越道德底線，你都接受到嗎？你覺得沒問題？我記得有一個回答我，『咁可以點？』」他緊接步上院舍接待處，尋求回應，稱當時「有個小設計」：表明記者身分後，先收起錄像片段，取得對方否認的「bite」後才出示證據，有力地反駁其說法，從前後反應的差別凸顯當中有所隱瞞。

偷拍是偵查其中一個常用手段，但由於涉及侵犯私隱，不時引起道德爭議。說起當時的偷拍，蔡仔承認當中倫理值得討論，他認為關鍵在於是否可因「公眾利益」變得正當。偷拍的材料用與不用，他指每一單要獨立思考，並無客觀標準。有時手段與目的孰輕孰重卻要斟酌討論，那一次，組內都認為事情的重要性大於手段。

「『公眾利益』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但至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你必須問自己，那件事的公眾利益有多大，讓你用公權力去做？你揭發一個甚麼問題，那個問題是不是需要揭發，還是侵犯了別人。」劍橋事件，他們認為相對直接，無此顧慮。

有影評指電影《白日之下》為求節奏明快，省略了現實中偵查記者面對大量且繁雜的資訊時，如何爬梳整理，在一次次失敗的嘗試中摸索可能的方向；作者認為，這部分雖然在官能上相對沉悶，卻是新聞工作最累人，卻又最珍貴之處。

蔡仔笑說此類工作流程在螢幕上的確沒甚麼睇頭，明白亦無助電影故事推進，因此亦理解為何這部分被省略掉。他憶述，此案事實上沒涉及太多查冊工夫，大概就是「例牌」地「查land（田土廳）」、「查com（公司註冊）」，

「會去睇物業是邊個的，有無僭建，有無釘牌，係咪由老闆擁有，過去賺了幾多錢，諸如此類的資料。」

「做完land，會做com，劍橋是一個集團，做com會睇誰是董事，誰是股東，或者一齊開公司的人。因為持安老院牌照，就再去社署睇牌照的相關資料。牌照有好多嘢睇，譬如個牌是幾時續到幾時，是不是臨時牌。」此外，在攝得天台的駭人畫面後、部署刊出的兩星期裏，他們更進行了大量關於院舍發牌制度與監管的桌面研究（deskto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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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嘗試探究為何該院舍環境如此不理想，卻仍能生存，判斷某程度折射監管不力的問題。「我們講得好容易，但監管不力，都要搵實際的例子去批判——佢點監管？佢又點對應？」蔡仔坦言，偵查組也是透過一次一次接觸不同議題，才一個一個熟悉起來，例如他曾參與的套丁及院舍議題。

他們於是進行與院舍發牌守則相關的研究，同時接觸從事安老服務的社福界人士，以最直接方式快速了解院舍操作，掌握更全面圖景，「例如原來社署會定期巡查，不過業界都有一啲做法，根本就知道日期，同一系列院舍會調人過來返工，有一啲出貓情況。」

從脫光洗澡事件出發，偵查組進一步調查，透過牌照紀錄及建築圖則，一步步深挖出涉事院舍擅闢超市、霸佔公共地方等其他問題。更揭露過去五年社署曾突擊巡查九十六次，卻從沒發現問題；接獲十二次投訴並發出十五封警告信，卻從沒採取任何嚴厲處分。

手機普及的年代，人人都能舉機拍攝，影像的產生及傳播前所未有輕易。但即使掌握關鍵的錄像，也未必人人能當一個好記者。單是素材如何發布，已需作出謹慎認真的專業判斷。

《明報》編輯室於二◯一五年四月底接獲讀者報料後，偵查組於極短時間內已攝得長者於天台赤條條等候洗澡的關鍵畫面。然而報導於數星期才刊出。

蔡仔說，因為他不甘只直接推出影片，「我唔想大家只流於覺得好驚，好竦動，好獵奇咁」。「今時今日做媒體，我有條片，仲唔下晝就出？但我那時的想法就是，想做得影響力大一啲。」他形容當時是想爭取時間做「agenda setting」，「因為就咁出，你趕唔切去包一隻故事，你都未包故事的意義」。他思考如何利用報紙媒介的特性，持續獲得公眾關注，發揮最大影響力，「做報紙的影響力是每日都有。即是當你有一個大議題，唔使第一日就出晒，而是設定了一個agenda，有啲重點，每日都爆出來」。

爭取時間考查，再而深化報導，除了針對個別院舍跟進，更透過翻查全港546間安老院舍牌照期，發現長短不一，部分被削減有效期的院舍並未於牌照上列出附帶條件，令外界無法得知院舍問題，並引伸出縮牌阻嚇力不足的制度問題。

「我想設定好agenda，成套嘢一出的時候，就是我們check了好多嘢，發現原來零檢控，原來社署某程度上監管不足，原來這件事某程度上行業內是普遍的。我想呈現這個圖像，一次過講出來，想大家不止說條片好恐怖，而是，你哋追政府啊，追社署，大家一齊去追制度，睇下有無機會可以改變。無論業界自律，自己提質素，（還是）政府可不可以再加強監管」。

選擇不即時發布影片，有一定風險，因為消息隨時被其他傳媒先報，或會喪失「一條獨家」。蔡仔說，「其實都係搏」。放手一搏背後，他亦曾仔細評估過風險——事情其實已持續發生了一段時間，即使平台處於被四周大廈環視的位置，卻一直未有傳出，而且報料人亦沒聯絡其他傳媒機構。他認同傳媒的競爭之間有一定私心，但認為私心與他們的工作並非對立，「我覺得合理和良性的，不是說我有私心，所以損害公眾利益。」他深信「有競爭才有進步」這條金科玉律，「我們在良性競爭下去做好新聞，因為有這種競爭就自然能夠逼出一啲好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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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素有提前於凌晨時分在社交媒體上率先披露翌日頭版版面的做法。劍橋「剝光豬」短片提早於前一天晚上十一時發布，如期引起轟動。當中，片段是否應透露涉事院舍名稱，編輯室內曾掀起一番討論。

蔡仔於《獨家新聞解碼2》一書中曾記述同事反對理據，認為此舉容讓其他機構可立即到現場拍照並簡單追訪，「炒兩句」便能趕及於翌日見報，削弱《明報》報導的獨家性。公眾利益在前，最終在平衡報社立場後，決定於影片發布時先行隱去名稱，再於一小時後進行的第二輪預告揭露詳情，讓行家有足夠時間安排人手翌日跟進。

除了劍橋長者遭剝光豬露天洗澡事件，《白日之下》劇情亦融合了二◯一六年殘疾人士護理中心康橋之家院長非禮智障女院友以及多位院友離奇死亡等轟動一時的大新聞。康橋之家新聞的爆破點為院長率先接受《明報》專訪，其後引發連串後續追查及延伸報導，全行窮追不捨。

蔡仔亦記得當時同行間互相咬得好緊，其時他已轉職到《香港01》擔任偵查組採訪主任，緊隨《明報》專訪刊出，組內記者龍婉琪找來一位於康橋偶爾替更的「線人」，「她（護理員羅姑娘）肯跟我哋講好多嘢。我哋直情從地鐵站接佢上來公司，好好地同佢傾。」他形容同行間各出奇謀，一起參與建構，「或者再參考別人的角度，從那裏再延伸，再找另一啲線索試下追」。

「譬如我們『輸』咗某個點，我不會鬧我同事點會無。我哋睇番點解人哋有，係咪我們做漏咗邊一步？好認真檢討，然後下次做番嗰個位，咁先有進步」。他遂想起偵查前高官馮程淑儀案，當時原是《香港01》「做先」，發現其與女商人陳婉玉換樓，《蘋果》其後跟進揭發其丈夫馮永業與陳氏的地下情關係，發現他獲授權代表陳氏公司於買賣文件上簽名。

「《蘋果》那時追得好快，他們都會有他們的方法，去做一些我們做唔到的事，例如掌握了香港飛去澳門的直升機名單，有人俾佢哋，找得到馮永業和她一齊搭直升機的記錄，那天頭版就贏了」。

他說，「我哋覺得好厲害，咁就喺其他地方再努力，可能要揾好多田土廳（土地註冊處）嘅文件睇。」他們亦嘗試從「睇文件」中反思不足，「物業的屋契可能有一百頁，你可以買第一版，會有物業主姓名、身份證號碼、買賣資料，亦可以買成份契，就可能會看到簽名。可能我們在某些文件裏面沒有看完，《蘋果》就睇完所有頁數，他們追上來嘅時候，就好驚人地見到那個女人（陳婉玉）其中一個物業有馮的簽名。比對簽名係我們經常要做的工作」。傳媒鍥而不捨的追查報導終令馮氏入罪，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被判囚九個月。

不過，自二◯二◯年有線新聞《新聞刺針》全組被裁、二◯二一年《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結業、二◯二二年《傳真社》停運，從事偵查報導的傳媒機構連年減少，自然削弱監察社會及政府的力度。

蔡仔認為不獨是偵查組，而是整個傳媒行業都正在面對巨大變化，「言論空間收窄、政治環境惡劣咗，加上新媒體湧現，傳統媒體的廣告少了，令資源少了，記者流失。」行業走下坡，偵查組當然無法獨善其身，更甚至首當其衝，因為它「沒有錢是做不到的」。有經驗的記者固然必不可少，「你仲要有一筆錢，俾他們使。」他解釋，翻查公開資料需要一定成本，「查車牌三十六蚊，查com廿一、廿二蚊，隨時幾百幾百蚊咁使，一個月可能使咗一、二萬，好平常。」再而就是法律團隊的支援，「應該說你做偵查，預咗收律師信，預咗會被追究。」

偵查組被指控誹謗、收律師信是等閒事，因此如果自資成立獨立偵查報導網媒，在缺乏法律顧問的資源的情況下，即使有錢做報導，他慨歎始終不堪一擊。

偵查報導的減少，蔡仔認為會直接削弱傳媒揭露惡行、監察當權者的能力，揭露社會流弊的機會愈來愈少。戲中記者曉琪（余香凝飾）受挫後問同事亮（梁仲恆飾）「你覺得十年之後，仲有無記者？」問蔡仔怎樣看，他給出了一個不算樂觀的答案，「記者就一定有，但他的角色、影響社會的能力，是不是會有改變，真的不知道。」他亦同時給出一個尚未絕望的回應，「我會覺得現在是難做咗，但⋯⋯但難做都要做。」數年前已離開傳媒行業的他，稱自己其實沒資格評論，「但如果你問我，作為一個前記者，很多時我們沒有一個理想的空間的，只能夠有限空間做有限空間的事…逆境波都要打，逆境波都要好好去打」。

初見面時，蔡仔已急不及待分享對戲中一句對白的不認同。

「『你以為可以改變世界？你只係記者嚟咋！』我覺得這句話， 基本上在newsroom是不存在的。newsroom的人是相信，記者支筆是改變世界的。」

他嘗試修正用詞，說不會說突然間變出很多東西，但卻能實實在在「影響」世界。這些改變未必見於朝夕，他認為劍橋護老院便是一個活生生例子。他多年後從行內人口中得知，其實「露天洗澡」當年不只發生於那一家院舍，事情的曝光猶如核彈般令劣質院舍不得不改變，或起碼即時收斂一點。「有些影響帶來改變，可能是一點一滴的。其實哪怕是小小的改變，都好值得去做。」這是以默默以行動，實踐銀幕上記者曉琪的憤慨自白：「惡未必有惡報，但我會選擇公義和善良」。

但當院舍依舊長期人手不足、輪候時間仍然很長，現實或如戲中一樣未必真能「插個制度」，記者也是血肉之軀，如何面對失落？「我有個理想，就是透過揭露一些壞事，希望可以變番好。」但他解釋，不會因為想做得到，才去這樣做，「我希望可以改變到，但改不改變到不在我手上。我能夠做的，就是大大隻字，寫政府監管不力，社署零檢控，當權者看到，是不是要去做些事，我控制不了的。」他強調傳媒的力量就是監察政府，逼政府去做好一點的事，「我覺得做記者就是因為你想世界變好。我會很相信，記者是覺得世界要變好，或者相信至少有機會變好，所以才做記者的」。//

曾搶先專訪《白日之下》捲性侵案院舍前院長 記者寧篩走未經證實搶眼資訊：報導基本要求是「準」 - 明周文化//葵涌私營殘疾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兼社工張健華，曾被控與院舍年輕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卻因女事主無法出庭作供，二Ｏ一六年獲撤銷控罪，他隨即以律政司無理檢控為由，向法庭申請索取訟費，令社會譁然。該院舍隨後更被爆出同年八個月內共有六名院友離奇身亡。

事件被改編成電影《白日之下》，殘疾院舍彩橋之家千瘡百孔，除有職員粗暴對待院友，院長章劍華（林保怡飾）更以雪糕利誘小鈴（梁雍婷飾）進入其辦公室對她肆意凌辱。期間，意欲闖入營救的院友明仔（周漢寧飾）被鎖進雜物房，最終他打開窗，在漫天霜雪的明媚白日下縱身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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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Ｏ一六年十月十四日，張健華向法庭申請索取訟費不果，法官指被告獲撤控是被告幸運，並認為被告有自招嫌疑，拒絕其訟費申請。時任立法會議鄺俊宇形容這是香港版的《無聲吶喊》，發起聯署跟進。十月十七日晚，接近凌晨時分，當時為《明報》記者的葉真真致電當日休假的上司，告知張健華突然願意受訪後，連忙帶同攝記赴約。張氏的聯絡方式，由入行才一年的真真從不同渠道取得，她形容當時確是戰戰兢兢，「佢願意出來講嘢，是緊張的，那件事來得很突然」。

她憶述當晚訪問內容主要圍繞警方在張氏辦公室內垃圾桶撿到沾有其精液的紙巾。張健華在訪談中，強調自己無辜，宣稱乃夢遺所致。記者遂對五十八歲的張氏的說法當場提出質疑，他回應指自己自青少年時期起一直有夢遺，有時通宵留守院舍，偶爾亦有此狀況，遂用卷裝紙巾放於下體，早上醒來時丟到垃圾桶。

真真追問為何紙巾上的精液含有他與女事主DNA脗合之混合物，張健華始向記者詳細描述事發當日過程，包括：女事主出現於其辦公室的原因是他要「勸她學乖」、為了安撫在桌面亂翻東西的她才「身體郁來郁去氹佢，叫佢出去」、女事主從垃圾桶內拾起一包紙包飲品遞給張氏，期間將垃圾桶翻倒，他聲言答應「你今晚乖，我先獎陽光豆奶畀你」，稱自己再擺動身體做出滑稽動作逗她開心，女事主終平靜地離開，說「可能她執起垃圾桶時有汗沾到紙巾上」。

葉真真事前有細看法庭判辭，留意到控方案情指女事主母親到院舍探望時，一名院友向其展示由電話拍攝短片，藉機詢問張健華影片內容為何，獲得他「隔住磨沙玻璃，影我企係度，行前行後，郁來郁去」的影像描述。張氏另向記者展示法醫檢驗報告結果，指女事主處女膜完好，說「證明」他沒有侵犯對方。葉真真將上述內容一一記述於專訪中。

訪問結束後，真真綜合張氏說法，馬上向專家求證。她最終於報導末段引述香港醫學學會蔡堅意見，指五十多歲夢遺要用紙巾墊住的情況「不尋常」，而女事主DNA與張氏精液如何在不發生性行為的情況出現於同一紙巾上，更是「已經係好牽強」。

「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 上得法庭，其實是有一些法律文件或口供紙」。那次搶先完成專訪的另一收穫，是從張健華手中取得案件口供紙，當中包括女事主於心理學家及女警在場下作出的錄影口供抄錄本，令女事主的親身說法終於曝光。其中，記者發現供詞中最少三次提到張健華於案發事件中向她露出性器官。由於需要時間消化及分析，組內判斷這部分先行留起，需再花一天整理。

這篇全港首個傳媒專訪於訪問短短數小時後刊出，張健華亦開始主動現身不同媒體進行錄影及直播專訪，令事件持續升溫。真真完成訪問後，馬上提出與偵查組同事跨組合作，展開進一步跟進報導。包括從口供節錄重點，從中找出疑點請法律專家逐點回應，並從獲得的閉路電視片段中重組張氏與女事主共處辦公室的時序，以及從法律層面分析撤控後是否「一罪不能兩審」等技術問題，寫成另一篇特稿，緊隨刊出。

葉真真原是「勞福beat」（即專責勞工與福利相關報導）的港聞組記者，「劍橋」長者被脫光露天洗澡醜聞登上報紙時，她仍在大學新聞系讀書，畢業後投身傳媒。接觸張健華前不久前，她剛巧在時任議員張超雄引介下，與二Ｏ一六年八月中於康橋之家墮樓智障男童梁子駿的母親完成專訪。突發新聞出身的她，那時對這宗墮樓事故依然印象深刻。

真真指，此事原與張健華性侵案是獨立的「兩條線」，「社會還未關注張健華之前，梁媽媽這個角色，我們很想in-depth去做專訪之餘，已經密謀去做一些偵查報導」。

發現兩件事碰巧與同一院舍有關，更於同一時期發酵，令包括她在內的記者們開始思考如何推進報導，「之後大家就開始發現原來康橋是好大鑊的，不單止有這個院長，也有很差的照顧問題。我們就真係去開始傾，究竟除咗好快地ad hoc做到張健華專訪，甚至上埋院舍（放蛇），其實所有人都知情況咁差時，仲可以做甚麼呢？」

當時，她從某些途徑得知，康橋的老闆正同時經營另一間名為沐恩的院舍，「咁第一個反應就是要求證」。「那時和偵查同事一起做。他很熟，話查就馬上查，查公司，有了董事名之後，再查他有無own其他（院舍）」

真真跟同事決意披露康橋老闆所擁有其他院舍名稱，因為認為事關公眾知情權，「當知道康橋的情況原來這麼差，同一個人開的其他院舍，你仲揀唔揀呢間呢，你自己去判斷」。查冊以外，他們亦透過放蛇、找當事人等方式，嘗試掌握院舍實際環境，了解是怎樣的空間容讓事故發生，「以我們的認知，點解會發生性侵呢，就是因為沒有人看到。無論疑似被虐待也好，性侵也好，去查件事，就是（查）點解可以發生到這件事情」。

傳媒行業競爭激烈，爭先求快。其他傳媒陸續爆出包括梁子駿在內，康橋之家八個月內有六名院友離奇死亡的驚人數字，並無通知社署；更揭露更多如有吞嚥困難院友被義工餵食麻糬嗆死、床上皮帶箍頸自殺、傷口發炎離奇致死等內幕。

說到這一段，真真提起電影《白日之下》其中一幕：當記者曉琪放蛇時發現院舍人手不足，卻於社署派員巡查時出現影子員工，回到報館向上司匯報，指控社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卻被斥「無證據的報導就是誤導」，結果氣沖沖離開。

對戲中Eric取態，真真倒是十分理解及認同。她憶及自己在處理康橋報導時，亦曾遇上「報與不報」的考量，而這也是她所記得的一大困難。「我當時都有review其他行家寫的報導，他們出的內容，坦白講我都有收到的，包括有幾多個院友死亡、影子員工，全部都有。」她說，其中一種偵查手段是靠「source」，指自己都曾接觸到院舍員工，「行家寫的羅姑娘，我都收到，她之後也有出庭。八個月死了六個人，這件事情好可怕，我都相信是真的。」

真真說當時自己很想將這些內幕寫進偵查報導，但最終經過討論後，組員間的研判是不可依靠片面之詞，除非找到「double source」或其他實證，「好想將真相報出來，但引述張超雄講死了六個人，跟在一篇偵查報導裏寫死了六個人，是兩種處理來的。」

她深知以報導揭發醜聞，等同指院舍繞過通報社署程序，是極大指控，「如果其實只有四個，我報多咗，你的公信力和職業操守、專業（何在）呢？」說着說着，她突然想到一個比喻，形容記者其實就像筲箕，「你出得街的內容，就是經你篩走咗的，你的專業就是去篩走一層嘢」。「我覺得我和同事之間的practice都是嚴謹，成日都話寧願準」。

最終，《明報》決定不將這部分放大聚焦，於港聞內頁引述康橋被指「同年內六人死亡」消息，尋求香港社會工作者總會回應，偵查組則轉而從其他角度深化議題。

「我覺得我的同事都好叻。一個fresh grad記者除了衝鋒陷陣，有無限精力之外，有些位置是你真的需要同事幫忙一齊去做」。真真從自己悉心收藏的剪報中，拿出一篇以「殘疾院舍規劃停滯20年」為題的頭版報導，仍清楚記得這一篇特稿是在甚麼情境下「傾出來」。「當時我們做了十幾二十個鐘，講緊係夜晚十一、二點，交晒稿了，跟住就開始傾，興卿含含（匆忙之意）的東西推晒出來了，大家可以拿到甚麼回去呢？」她說當時就是覺得「件事唔可以就咁完」，「社會可以因為這次慘痛的經歷後，點去避免？」她打個岔，說諸如照顧人手數字等「難入口」的資料只有發生「大單嘢」時才獲得關注，這也正是好時機，透過偵查「逼」社會正視。

「嘗試盡番記者應該有的責任，就是行番去實際幫將來，返番個制度」，真真笑說自己說法有點老套。

他們於是翻查政府於一九九八年供津助院舍遵從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並與當時法例要求的《殘疾人士院舍規例》進行比較，發現每間有四十至五十人的嚴重殘疾人士院舍職員人手，從當年的三十五人大幅減少至七人；再者，一九九八年後的二十年亦再無任何社福規劃目標。記者們翻查多年的立法會文件、復康計劃方案及相關條例，她亦整理好數字，…才跑去訪問當時仍在學院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

「但你是記者，不是學者，不是推出了人手的數字就算，還要找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她再透過殘疾人士支援團體找到一個個案，找到一位十五年前為兒子輪候津助弱智人士宿舍的媽媽，讓正在制度裏受苦的人現身說法，從她口中道出多年過去，終獲告知排在輪候冊上第二位背後的隱喻：「要有人死才排前一位」，有力地呈現政府對社福資源的投放多年來毫無寸進。

「我今天再找資料，看到那個輪候時間（仍）是差不多。」根據社署最新數字，二Ｏ二二／二三年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平均輪候時間為171.1個月，即約14年。這種無力感，真真說自己相對看得開一點。電影中，新紮記者Jess（許月湘）好奇曉琪（余香凝飾）這些年來是否對現世的不公已經麻木，「一滴淚都無流過」，真真卻不如戲中回應般（故作）鎮定，說自己雖是相對大膽，但都會有情緒，「我同梁太做完訪問，其實反應很大。我覺得好難過，好慘，坐地鐵返公司 ，一直喊到返公司」。

她記得梁太於整個訪問期間情緒都很波動，月曆上密密麻麻寫滿兒子的的日程與往事，還怪自己將他送到康橋。「原來可能人手不足或者環境惡劣，最後一個人很有尊嚴地離開都沒有辦法。覺得她好慘之餘，好像沒有幫到她」。

雖然如此，但真真強調自己不是想做「救世主」，「如果你永遠用一個心態，要做救世主咁去做記者，我覺得不如不要做記者，你去做一個制定政策的官員」。她如此思考傳媒介入現實的角色，「在我的角度，記者就是告訴你社會發生什麼問題，這個就是我的職責……你覺得你盡了你的責任去寫，這件事出來之後有轉變是bonus」。

相比現實因為報導有沒有出現改變，她更重視自己有沒有盡好第四權責任，「社會俾你嘅野，kind of是你的特權，你有一些right of access。去查冊又好，甚至放蛇，你覺得不道德的事，社會是默許你去做。你有沒有盡你的責任，好好利用這些工具，這些方法，這些資源，去將這件事客觀穩妥地呈現出來？」

她說起訪問張健華的那一夜，她徹夜失眠，說自己寫完一些相對重要的新聞，晚上在床上總會前思後想，明明反覆聽過許多次訪問錄音確認，依然會怕寫「錯」，知道只是對自己的不信任，「我覺得你坐下來接受我的訪問，我對自己有個基本要求，就是要『準』」，她笑說：「我想（就算）我做十年，都會有這個擔心」。//

揭《白日之下》「燒賣送飯」院舍浴血打鬥 偵查記者轉身法庭補位追尾 續展另一場真相之戰 - 明周文化//「劍橋」、「康橋」事件於二O一五及一六年獲傳媒深入報導後，本地護老院及殘疾院舍的照護劣境及制度的疏漏不足始受到大眾關注。鬧哄哄的討論過後，即使在白日之下，現實處境的改善亦未必立竿見影。偵查記者依然繼續將射燈探照向沒人看見的幽暗角落，將被掩蓋的不公坦呈人前。

近年，香港新聞及言論空間顯著收窄。無國界記者組織本年五月發布最新《2023新聞自由指數》，全球一百八十個國家地區中，香港排名去年從第八十位暴跌至一百四十八位，今年雖稍微回升至一百四十，但指數整體呈下降趨勢。報告更稱，自二O二O年《國安法》通過後，曾經為「自由堡壘」的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挫折，現被列入「狀況艱難」的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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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熙二Ｏ一七年從港聞記者轉身，加入《香港01》偵查組時，正好趕及見證組員因康橋之家系列報導獲得新聞獎的一刻。隨後本港院舍依然零星爆出經營不善醜聞。電影《白日之下》中「燒賣送飯」充當正餐的橋段，正正擷取自葵涌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的真實事件。

信熙加入《香港01》兩年後，偵查組於二Ｏ一九年收到一條告密短片。片段中，兩名院友互相毆打，拳來拳往，甚至抽出皮帶鞭打對方，雙方更打至滿臉鮮血，互毆數分鐘仍未見職員阻止。

他憶述，組內首先大膽假設人手不足，「有人拍到片，亦有其他院友在旁圍觀，院舍有足夠人手當值的話，會唔會兩、三分鐘都唔知道？機會不大」，「但是，做指控我們很小心，都不敢說一定無人手或者一定係社署縱容。調查報導上，我們很着重鋪陳事實…其實殘院的管理是這樣的。而這樣的管理，在康橋之家的專題報導出咗之後，仍然存在」。

組員首先核實片段拍攝日期及時間，並透過傾談以了解提供片段線人的可信性，判斷他多大程度能掌握事情實況，隨後再到院舍拍門，尋求「姑娘」回應。下一步則接觸社署，「入了幾次Q」，查究署方是否知悉事故，「有報警其實應該有申報，社署接到申報後又點做呢？又係發警告信還是怎樣呢？」

他記得此事最終無法「追落去」，只能透過對比社署幾次回覆，讓公眾知道署方回覆曾經「改口」——原稱院舍事發當晚已即時報警，最新回覆卻刪走「即時」二字，「社署說他們有處理，有去巡查。我們最多只可指出你『前言不對後語』」。

查探浴血毆打一事期間，他們另發現院友原來仍然在吃「燒賣飯」，「燒賣（之外），好像多了魚蛋，但就係好難受」。談到無力感，信熙想起二Ｏ二一年中大新聞獎頒獎典禮現場，一位得獎前輩的一席話令他感受猶深，對那番感慨甚至感同身受。

「他說這幾年的變化很大，以前好多調查報導出咗，譬如官員要問責，落唔落台是一回事，但至少出來解釋，承擔責任。但這幾年情況不是這樣。他們很努力去做一些揭發權貴問題（的報導），最後都是無疾而終， 好像徒勞無功一樣」。

二Ｏ一八年政府研究收回高球場時，信熙有份踢爆於相關動議投反對票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其家族原來於球場旁持有十二萬呎農地，卻未曾就此作任何申報。「證據好充分，去埋放蛇，又查埋冊，整件事好實淨了。去立法會問他，他亦當面承認了，說漏報了也不奇怪，但成件事可以係無跟進」。

另一則令他印象深刻的報導，是揭發大嶼山塘福懲教所二Ｏ一九年週年跑步體能測試中，超過二百名軍裝職員全數缺席並偽造考試紀錄。

他們根據線報提供的通告日期，每一天、每一節考試時間均前往鳳凰徑考場，架設攝影器材實地記錄，卻發現「一個人都無」。記者其後到懲教所門外截擊下班職員，查問「有否參加跑步測試」，旁敲側擊地詢問在工餘時間進行考試「是否已獲補鐘」。獲確認後，記者再向懲教署查詢，署方初時回覆「體能測試已完成，並按機制指派院所管理人員現場監察，所有於工作以外時間接受測驗的職員已獲補時作償」，其後卻改口稱已指派署內服務質素處就事件進行內部調查。

「我們事後知道，那個院所有個主要負責的總懲教主任被調了職，見到他應該是燉了冬菇，降了一級。但成件事其實有刑事成分，因為你呃補鐘，是不是涉及虛假文書？我們有這樣的指向，有大狀都講有刑事成分，但最後按回覆，整個案件沒有交給執法部分調查，只是內部處理了，就當是紀律問題算了」。

信熙認為這些與政府管治相關的醜聞，牽涉人數之多、問題之大，與其後相關人員承擔的結果不乎比例。長此下去，其實不利政府日後管治及威望。「政府部門如果受到質疑，清楚如果『不是』，要說『不是』，要及時反駁。但如果『是』，社會的期望是你要承認，以及做一些工夫去補救。不然的話，問題會更嚴重。因為某部門被揭發了問題，對部門裏其他人員來說是個超級壞的事例。我是不是期望有日犯錯了，你會幫我冚？最後受害的是整個公務員團隊的誠信」。

回望早年記者生涯，他認為不論曾蔭權年代或梁振英年代，問責性都強得多。一邊感嘆離譜，一邊對記者角色有所反思，「我們的角色就是將問題帶出來，至於最後有沒有跟進，官員是否真的要問責，或者出來解釋、承擔責任，其實這個是社會dynamic的問題。比如立法會的構成究竟是怎樣？有沒有人在立法會裏再追落去？公民團體有無出力？或者整個政府管治的思維（如何），其實這些都是媒體控制不了的」。他指自己只能盡量鋪陳事實，以一個好的切入點，盡量公正、公平地，讓大家的聲音道出來，讓大眾看清楚。

更叫信熙氣餒的，卻是大眾看畢報導後的漠視，「…點解做了一大輪的報導，他們會在留言中很廉價地說『係咁㗎喇』、『接受啦』、『大家不如快啲習慣啦』，…我做咗一些關於公眾利益的事，點解不是多些討論，多啲要求政府回應，反而是變得開始不關心？或者覺得不重要了？

不論現實改變與否，退後一萬步，即使耗盡心血完成偵查報導，甚或未必能引起關注，他深信「知情權」始終很重要，「知道咗，你可以不關心，（或者）想出來請願也好，想俾封信立法會議員也好，前提是你要知道」。

他認為，偵查報導本質，應當是推動社會關心未必跟自己切身相關的事。「如果本身無家人住院舍，出出入入社區，（可能）你從來不覺得有個院舍存在。我們經常想推動大眾（關心），因為我們覺得社會不是孤島。大家都生活在共同的地區，你不直接牽涉這件事，但你也會關注這件事的。」

即使未必能推動政府回應或作政策層面的改變，但報導依然可以彰顯普世價值，「其實每個調查報導都在提倡一種價值，譬如你做院舍，就是關顧弱勢、平等；做懲教 ，就是廉潔、誠信」，「我們覺得這些價值在香港社會裏面很重要」。

轉身偵查組前，陳信熙原是擁有五年經驗的資深港聞記者，當時他覺得有點像走進了死胡同「做來做去都係咁，那時候想做深入一點」，說是偵查組沒有聘用他，無法做調查，說不定已轉行了。

第二次萌生離開傳媒行業的念頭，是在二Ｏ二Ｏ年五月，「很多媒體都因為各種原因，有些故題做不到了。」他強調無意針對個別新聞機構，而是有感媒體大環境的轉變。「大家會見到媒體的取態一定再保守一點，有啲講權貴的調查報導，預視到未來的空間一定會收窄」。

當時他聽說《立場新聞》計劃開設調查組，欣賞其「逆市」而為的勇氣，決定轉投，「他們覺得當傳統媒體無得做，而自己的角色是獨立媒體，資金不來自任何財團，覺得有社會責任，我有身位我要做」。

在《立場新聞》期間，他參與過不少偵查報導，包括參與公布潘朵拉洩密文件，揭發政府隱瞞多名高官飯局違反限聚令參與飯局，以及時任入境處副處長及一名高層收受果籃。「坦白講，（大機構）是無得做的」。

他說起令他感到鼓舞的一個非常罕有的例子——南丫海難，他憶述這是一直無法推進的「dead end」報導。事故一直沒開死因研訊，而到了二Ｏ二一年，獨立記者鄭思思從死者家屬手上獲得一份長達二千多頁的死因調查報告，當中包含船上倖存者、海事處的人員等向警方作出的口供。陳信熙與他的組員找到一些從未曝光的新證據，「原來造船的船廠應該知道要加裝水密門，那個調查報告沒有處理這部分，究竟是船廠出錯，還是海事處有錯，還是兩邊都有錯呢？」

他們就此大肆報導，「有兩條片，五、六條稿」，他慶幸最後「踢得起件事」，海難家屬以報告揭發的新疑點向法庭入稟，申請召開死因研訊，第一次遭駁回，第二次剛於本年七月獲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得直，頒令召開。

被信熙形容為「有身位做偵查報導」的《立場新聞》雖然於二Ｏ二一年十二月停運，他認為這個不算是偵查新聞空間縮小的關鍵指標，因為機構的結束至少「牌面上」並不因偵查報導所致。「但《傳真社》的結束就非常significant了」，《傳真社》於二Ｏ二二年宣布停運，並無特別交代原因，信熙猜測金錢不是主因，而是因為調查報導題材範圍太廣，外界難以預料內容，牽涉太多不確定性，因此遇到阻力。

另一個關鍵點，他認為是港台節目《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查冊案。雖然終極上訴得直，但從她被拘捕的一刻起，已敲響警號。他強調《鏗鏘集》是港台製作節目，是政府部門，所作的是獲公眾廣泛認受的專業的新聞調查。當日竟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到蔡玉玲家中高調地將她拘捕，「那件事不是『查冊犯法』咁簡單，而是政府的態度不同了，不會再當給你credit，做新聞又點？」

陳信熙伙拍陳婉婷於二Ｏ二二年創立《法庭線》，他亦因而轉換跑道，轉投法庭新聞。他解釋，揭發違規而關乎公眾利益的偵查新聞固然重要，惟當時仍有《傳真社》、《明報》及《香港01》努力；但《蘋果》、《立場新聞》，及《眾新聞》停運了後，前後流失了幾十名法庭記者。

「法庭新聞有個特色，因為法庭裏無得錄音，如果無人報，嗰庭完咗就完咗，尤其在裁判法院不會有判詞，但有好多案件即將在那裏發生，我就覺得那一刻來說，（報導）法庭裏面發生的事重要過（我）再做調查報導」。

問信熙相對偵查報導，會否覺得法庭新聞在彰顯公義上比較被動，他認為法庭報導不等如「終點」，反而可推動跟進報導。他以「立場」時期做「七二一」偵查報導為例，指當時參考葉佐文法官於區院作出裁決時的說法，指他根據幾個行為判斷是為暴動：有襲擊行為、持武器到場、指罵，「我們那時根據法庭的裁決，再做了跟進，就是睇番晒啲片，究竟有幾多人打人，幾多人拿武器，幾多人指罵」。最終他們數到有二百四十六個白衣人涉事。

不過，信熙亦承認法庭新聞有一定局限，包括法庭審理期間不得報導控方所提以外的證據，否則會被視為藐視法庭，辯方甚至可以立刻申請終止聆訊。而且審訊期間，法官、控方等所言，只能「照抄」，案件審結過後才能進一步跟進。

然而，法庭所披露的證據、線索，可以是相當珍貴的新聞資料。「因為法庭上鋪陳的證據，好多時候都經過執法部門調查，披露的事實會多好多。譬如七二一或套丁也好，有些東西記者是拿不到的，但廉署拿到。他們調查完，透過律政司在法庭上present時，就會多好多事實揭露出來，那裏都是一些線索」。他將法庭新聞與偵查報導理解為不同階段的處理，認為兩者可「互補」：「調查報導是揭發，但法庭報導不是揭發，而是補充、重整成件事是怎樣的，講清楚脈絡」。

雖然暫離偵查行列，他對偵查報導依然抱持信心，在訪問過後特意向記者傳來短訊補充，「我覺得調查報導仲有得做，因為社會一定有不平事，需要記者介入追查揭發。現在還有行家努力緊，希望傳媒保持到指出真相的勇氣」。

他深信即使報導後依然無法改變現實，他相信這一刻仍在努力做新聞的人依然心存盼望，深信假以時日定能發揮作用，「就好似《白日之下》，誰想到調查報導幾年後會拍成電影，為好多人帶來反思？所以就算徒勞都要繼續做，有時做咗先會搵到下一步，先會有更多後續發生」。//

白日下，仍在發生的事情 - 20231126 - 副刊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白日之下》的結尾，「彩橋之家」關門大吉，院友雨中上車到新院舍去。現實中的康橋之家牌照被撤銷了，院友都到哪裏去了？答案是與康橋之家同屬智友集團的沐恩之家（總院）。所以若《白日之下》再寫實一點，通伯等院友下車時，在新院舍外「歡迎」他們的，大概應該是那西裝友「王董事」，甚至是惡看護「芳姐」，也說不定還會與院友們山水有相逢。

經電影提醒，大家應會記得，康橋之家當時被撤銷豁免證明書，是社署破天荒首次將殘疾人士院舍釘牌。那麼，康橋之家是唯一被釘牌的殘疾人士院舍嗎？不是的，根據社會福利署網站的「殘疾人士院舍的牌照／豁免證明書被撤銷或拒絕續期記錄」，還有另一例子：曉暉之家。

…
康橋之家醜聞爆出時我正在《明報》法庭組任職，所以那段時間，特別留意跟院舍相關的案件。有次讀到一份法庭的判決書，當時曉暉之家所在單位的業主，入稟土地審裁處要求收樓，結果勝訴。曉暉之家被勒令將單位交吉給業主，所有院友要在60天內遷走。其後，社署更拒絕了曉暉之家的豁免證明書續期申請，變相釘牌。

案中業主勝訴的原因非常簡單，曉暉之家所在單位的大廈公契，列明是不可用作「公寓」（boarding house或apartment house），而高等法院早於2003年已在一宗訴訟中裁定，大廈公契中「公寓」一詞的意思，是提供食物和住宿的地方，該案中的護老院於是因違反大廈公契，需要遷出。讀過判辭，我心生疑問：社署在發牌時，難道沒要求院舍所在處所要符合大廈公契規定？那麼曉暉之家會否不是單一事件？正違契經營的院舍是否還有更多？

於是我找來當時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清單，與同事逐一查閱所有位於多層大廈的院舍的大廈公契，結果非常驚人──67間院舍中有10間涉違契經營。按照曉暉之家的案例，只要相關業主或法團興訟，結果幾無懸念；住在這些院舍的近千名院友，隨時迎來逼遷的命運。

《白日之下》中院友搬遷那一幕，記者曉琪回到她昔日放蛇的院舍門前，與她光榮地回到報館恰恰相反，這些在她報道筆下的受害人，卻反而視她為加害者，怨她的報道累他們被逼遷。現實中我沒經歷這戲劇性的一幕，但類似的戲碼，在自己的「內心小劇場」演過多遍──一旦報道真的引來或加速了這些院舍被迫遷，裏面的院友和家屬怎辦？受訪的院舍業界人士更明言，殘疾院舍需求大，適合經營的處所並不足夠，「矯枉過正」的話，受苦的是院友。

「唔好為做啱一件事而內疚！」當時沒人對我說出這樣精警的對白，但當聽到受訪律師對我說，一旦違契院舍發生意外，保險未必會賠償，加上這是實實在在的制度問題──「要插就插個制度」，戲中「張議員」的原型張超雄議員便對我說，這是社署監管不力的問題，將院友置於高風險下，情况非常不理想，應要求院舍盡快找適當地方續辦，亦應該修訂發牌條件，而符合營辦處所大廈公契，應是基本要求。

當年被發現違契經營的10間院舍，有一間的名字特別吸引眼球──沐恩之家（總院）。原來康橋之家被釘牌後，大部分院友都被遷至的院舍，不僅屬於同一集團，而且是位處於公契不容經營院舍的大廈裏，毫無保障。沐恩之家（總院）的環境同惹爭議，曾數次到訪的張超雄就形容該院質素與康橋之家「不相伯仲」；

Now新聞台記者當年放蛇入內觀察，更指「院友房間昏暗擠迫，走廊放滿了牀」，而在院友眾多的院舍內，亦只有一名職員派藥。

當年那則報道，當然沒能動搖制度分毫，7年多後的今天，再翻看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清單，沐恩之家（總院）卻已不復存在。正當我以為質素參差的院舍終被淘汰時，我再細看當區其他院舍的牌照資料，卻發現沐恩之家（總院）原本的所在地址，有一間名為「君逸琚」的院舍正在營辦。院舍名稱甚有氣派，若不是在院舍牌照的資料中找到，還以為是新樓盤的名字。我心生疑問：究竟是什麼人在諸多報道後，仍願意接下這個單位，繼續在此違契經營院舍呢？

職業病發查完個冊，我便發現自己的思路完全錯誤──因為經營「君逸琚」的「恩陽有限公司」的其中一名董事，正是曾擔任智友集團行政總裁、被張超雄形容為「康橋之家和沐恩之家的老闆」的李永耀。這間「恩陽有限公司」，成立於2016年11月9日，正是康橋之家於2016年11月7日被社署釘牌的兩日之後──好高效率！

走筆至此，想起《聖經》中的一句話：「已有的事必再有，作過的事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即使曾被暴露於陽光下，在這白日之下，很多事情仍在發生，也似乎會繼續發生。至於不再復見的，大概是上文多次提及的張超雄先生，無法再以議員的身分、在香港這個地方，為他念茲在茲的弱勢社群爭取權益。

容我引用這位在《白日之下》片尾鳴謝中，以洋名「Fernando Cheung」出現過的前議員所撰文章的一段文字作結：「要根本性地改變這個劣質院舍，就是要用公營服務去取代它……老弱殘疾人士都不會是很有能力的顧客，需要住院時可能已經很逼切，有質素的公營服務永遠供不應求，大部分顧客都只能依賴一個劣質市場，其實根本沒有選擇，所以像康橋之家、劍橋護老院這類的院舍一定會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