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ㄝ阿捏!?

《白日之下》主創群一直強調不想消費現實中護老院和殘疾人士的悲劇，所以採取一種較疏離克制的方式敘述這個故事。製作基本都不錯，同是流星的拍攝，我覺得這邊比《年少日記》好看（尤其是光線），全片只有中間洗澡一幕的音樂太大令我皺眉之外，製作沒甚麼大硬傷。（結果那段配樂去意大利找專業人士用弦樂來製作，失敬失敬）

演員大概是這電影最突出的一部分，MVP是姜大衛和胡楓，兩人對戲都非常好看，老戲骨真的很棒。余香凝和林保怡水準之上，梁雍婷終於有代表角色，周漢寧原來你會演戲，對不起我懷疑《燈火闌珊》中的你沒演技，連出場不多的鮑起靜和譚玉瑛也演出精彩，大家都做了很多很多功課。

劇本就……有點微妙。劇本故事參考多宗轟動一時的新聞，包括2015年〈長者遭脫光露天等沖涼〉、2016〈院舍涉嫌虐待、長期綑綁、燒賣當正餐調查報道〉，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前院長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獲撤控〉、2016年〈康橋之家8個月內6名院友離奇死亡調查報道〉。劇本把數宗案件揉合一起，兼顧戲劇和寫實的平衡，對白自然，本來應是不俗，但沒有真實事件支撐的部分，我有點保留。

其實這感覺較平實的劇本有些魔幻部分，本來聽到導演說他們始終為了戲劇性就捨棄部分現實，畢竟這不是紀錄片，就打算輕輕帶過。然而，他其後又說，這電影另一重心其實是呈現記者（也投射電影工作者，以至香港人）面對現實的無力、掙扎和矛盾。

問題來了，個人覺得這電影看待新聞／記者的態度恰恰是劇本最弱一環。

先不說所有記者相關的對白都相對生硬，滿口「善良」、「公義」和「真相」，曉琪這角色真的不像記者，至少不像一個入行多年的資深偵查組記者，反像她於戲初嘲諷的菜鳥。一個專業的記者對自己調查的對象或許會憤怒，也可以夾帶私人情感，但應該不會在一個千載難逢的訪問機會來臨時決定要大罵對方，而是坐下拍攝。

而現實中這些記者的經歷、跑新聞的同行競爭和想法可能比電影呈現得更有趣。當然，明白電影篇幅有限，題材都要盡量精簡，但既然這是重點，這應該有更好呈現方式。另外有友人吐槽潛入院舍夜晚開派對這段太不合常理，我不熟悉就不論了。

有點可惜但仍瑕不掩瑜，自己爆哭是聯想到現實部分多於戲劇效果，但香港實際發生了甚麼就另開一噗說吧。

「你覺得十年之後，仲會唔會有記者？」
「人老咗，就係包袱。」
「我感覺我好似解脫咗。」「我係唔係好仆街？」
「如果有人記得嘅話，兩日都好。」
「唔好為做啱事而內疚。」（不要為做了正確的事而內疚）

《白日之下》導演簡君晋、編劇唐翠萍、李卓風｜原創節目《電影大道》#JETInterview｜《白日之下》｜前記者龍婉琪（余香凝原型人物）、導演簡君晋對談 ｜JET Ma...🎬白日之下 | 劇透影評 | 2023必睇的年度之作 編導演俱佳 震撼的力度 演員表現無懈可擊 社會性與...【港產演講室】EP6｜年度之作 演技處處 演活《白日之下》的功臣 姜大衛 余香凝 梁雍婷 訪談｜Sam先...【港產•導讀】EP21｜訪問了記者、家屬、議員，重重難關下誕生的真實劇本故事 深入解析結局與最難拍的一場...【慧玲睇戲】《白日之下》公眾讃好記者負評？點解？李慧玲Live

《白日之下》：被忽視的制度暴力//欽佩創作者的努力，將眾多新聞事件糅雜在一起，卻鮮見堆砌或不自然的痕跡，演員整體表現也極好。最難得的是，電影真誠地關心這個議題，以及當中牽涉的所有人物，院友角色個個有血有肉，有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而不是僅為服務劇情的工具人。劇本謙卑地貼近角色的視角，感受他 / 她感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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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偵查過程中，新聞工作中繁碎而必要的資料爬梳，幾乎全被忽視。遠有《焦點狙擊》（Spotlight），近有《她說》（She Said），兩部電影均改編真實新聞事件，當中最教人深刻的不是記者伸張正義後獲取的快感，而是新聞工作的繁瑣與徒勞無功。當記者面對龐大繁雜的資訊時，他們如何細心嚴謹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失敗的嘗試後，找到可供報道的方向和內容。

可以理解《白日之下》為了節奏著想，營造高潮迭起的冒險感，將這些「沉悶」的程序削去，但事實上，這些部分才是這個行業最累人、也是最珍貴之處。

凌曉琪或許真是一名「放蛇」技巧高超的記者，但其實她只要多花點時間心思搜集資料，或者看看行家們的報道，就不會當被問到輪候院舍要多久時，竟然說出令人失笑的答案：「社署個網話七至八年囉。」當她發現慣犯的院長被撤控時，竟然滿臉驚訝，更離奇到踩上律政司辦公室，當面質問主控官：「我哋咁多年建立咗咁多制度，你今日話我聽，竟然連一個細路都保護唔到？」現實中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社會專題記者，不可能如此天真。

然而電影最令人扼腕的一點是：下錯了錨。預告片中最精警的對白，不是一句句搶耳的金句，而是偵查報導老總（朱栢謙）說的：「要插就插個制度。」擲地有聲，也切實是資深新聞工作者的智慧。

原本滿心期待電影如何「插個制度」，可惜劇情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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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冷漠，才是一切惡行的根源。電影中將院友「剝光豬」在露台沖涼的院舍，原型是大埔劍橋護老院。傳媒揭發事件前兩年間，社署已經發現同類違規行為，並且發出 11 次警告及糾正指示，卻一直不執法。為甚麼？因為這些人不重要。正如邪惡院長所說：「係社會遺棄佢哋。」聽起來真實得驚慄。然而關於體制的問題，電影潦潦交代幾句後，就匆匆跳到無力改變的結論，未免太過粗疏。

電影聚焦的另一事件，是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涉嫌性侵女院友，由林保怡擔大旗。這條線稍為好一點，至少交代律政司撤控，是因為受虐女院友的心理狀態不適合出庭。但是同樣點到即止…為甚麼當證人因身體或精神狀況無法出庭時，法庭不能考慮接納傳聞證據？事實上，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早已建議修例，為何政府和立法會遲遲沒有動靜？

有人或說，短短一個多小時的電影當中，不可能挖得那麼深。但這些問題作為議題的核心所在，絕對需要深入探討，也是當年報導引發的真正影響。因此要思考的可能是：電影一併收納幾宗發生在不同時間的虐待事件，是否反而顧此失彼？如果集中用篇幅深入呈現一至兩宗事件，以小見大，可能效果更佳。//

影評心得｜《白日之下》真實悲劇的克制復現 - 柏C的電影雜記//電影以曉琪刊出「彩橋之家」將老人院友推到露臺上「露天淋浴」的報導做為分水嶺，當印報機高速運轉，全新聞社都為曉琪的報導感到振奮，《白日之下》卻沒有朝著「惡人終有惡報」的方向前進。殘疾院舍仍然如常運行，先前院長一邊扮鬼臉、一邊用雪糕將小鈴引進辦公室的隱晦伏筆更得到證實——假「掏耳朵」之名，行「愛護」、性侵弱智院友之實。

而《白日》的反高潮並沒有到此為止，即便有通伯的錄影為證，檢控官與法官交頭接耳後，居然還是因為小鈴無法出庭而決定「撤控」。最終院舍被撤牌，總算是得到了些象徵性的懲罰，在大雨中被千夫所指的卻是揭開真相的曉琪，而非始作俑者的院長…曉琪或許會因為原生家庭的齟齬，因而和在調查過程中建立起深厚羈絆的通伯成為家人，但終究事與願違。

在一波又一波的反高潮中，《白日之下》沒有任何一條線以「團圓」做收，反倒是曉琪對院友們從反射性地排斥到關愛，對通伯、水哥源自虛假，卻在不知不覺中漸漸真實的「親情」，在她和我們的心中都留下了些什麼。

和曉琪非親非故的通伯，始終是最適合在大雨與指責聲中鼓勵她，替她戴上自己的帽子擋雨的人。在姜大衛不同模式的演繹下，通伯的「裝傻」早有端倪。我起初擔心他「清醒」時對沒有家人的感慨，會導致曉琪穿幫，然而當曉琪與亮甚至能潛入院舍做飯、埋伏整晚，其實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手去照顧、關懷這些院友。

通伯與曉琪純然源自認同的羈絆，讓臨別顯得真摯。不管是電影中的調查真相也好，或是現實中種種的困難也好，怕失敗難道就不去做，「人生中很多時候都沒得選，會選的人不多，選對的人更加少。」難道因為這樣，就連試都不試？//

虛空的正義//把記者的正義感刻畫得太神聖、太不假思索了，沒有一點拷問和解構。

記者第一次和社署人士聊天的時候就知道，院社床位不足，殘障人士等位時間要15年，所以社署從來不釘牌——是結構性問題，結尾院社被釘牌，院友無家可歸幾乎是註定的。但有多年經驗的女主還是遵從“正義感”，將調查重點放在更觸動她的虐待問題上，跟章院長狼狽為奸的捲毛男電影倒是拍了，可卻不在記者的調查範圍內。一度以為本片是在諷刺香港的媒體行業，指責港媒為了做出“爆”新聞而不會審視結構和系統。

對於院社之外的城市中產來說，院社的環境處處都觸目驚心，但記者直到拍到以剝奪尊嚴為名的洗澡鏡頭，才認為做到了最“爆”的新聞，完全是中產視角的獵奇，

在最繁華的消費都市卻每天只能吃過期燒麥，和死老鼠共處一室，裝傻扮懵才能得到兩餐一宿——在這樣的地方都不願意離開只因為有瓦遮頭，這不才是新聞的核心，尊嚴在這裡算什麼？核心的問題難道不是他們為什麼寧願犧牲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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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惡護士和自殺少年的角色真得寫得也太差了……

我覺得點應該放在女記者在掌握很多資料後糾結要不要爆料，爆料是出自內心正義；不爆料是知道這樣做會導致院友無家可歸，再往後一步，她想到上面這一層，就會思考種新聞工作者的正義感到底從何而來，爆料真能解決問題嗎，但是不爆料這件事從此就偃旗息鼓了？轉化成一種對新聞倫理和內心道德的拷問，這個時刻，正義和善良才會發生。正義不是鐵板一塊，不是一種一以貫之的東西，是無數個時間節點裡人的思考和選擇。但本片是假設了一種虛空的正義，然後再為這些正義感找補。//

拥抱专业性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

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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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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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

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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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白日之下》導演簡君晋專訪】當痛苦成為眾人的連結 簡君晋：希望和善良不是口號 - 明周文化//「你覺得十年之後，仲會唔會有記者？」出自偵查組記者凌曉琪（余香凝飾）口中的這句對白，成為電影《白日之下》上映以來經常被引用的一句。簡君晋和另兩位編劇李卓風、唐翠萍撰寫劇本時，眼見內容農場（content farm）湧現，追求譁眾取寵，受眾耐性愈來愈少，那時他們關注的是紙媒式微，大眾不再重視優秀報道等問題。

簡君晋從來沒有想過，五年前寫下的這一句對白，如今「期限」剛過一半，問句賦予的意義卻已截然不同。

「現在的衝擊是，可能有些記者移民，有些轉行，他們覺得沒有前景，很灰暗，整個大環境已經不同。在這件事（故事藍本），當初很多報道，院舍釘牌之後，有些人是沒有繩之於法，已經有人去告，誰知（被告）又釋放出來。我們經歷的情緒，好似公義可能被彰顯，之後原來又放返出嚟，這些波動很多，這五年幾就在經歷這些。」

最初他們三個編劇純粹以記者角度出發，後來聚焦於記者的內心，譬如對將來的恐懼、個人拉扯。「我不是說為記者發聲。」簡君晋強調，電影是嘗試呈現對記者的觀察，譬如無論是原型的兩位偵查記者，抑或身邊認識的記者，簡君晋觀察到對方心底有一種正義感，

「但如果它太過放大，外露出來，像他們（記者）年輕時可能都很熱血，反而換來很多傷害。或者可能做一隻故，好爆，但兩日後大家已經不記得了。因為這是一個資訊爆發的年代。五年多前，我反而專注講院舍的，現在慢慢轉換成去講記者對其崗位、身份的認同，他們的掙扎、矛盾。」

電影正式上映前，有過幾次優先場，觀眾席上不乏新聞工作者，甚至有一次由記協包場放映。簡君晋說，不少觀後感反映，其實記者唔係咁，「某啲場口，記者操守唔應該係咁。」也有記者向他直言：「唔好意思，我哋係最critical嘅一羣，每樣嘢都會抽秤。」他毫不介意，反而覺得種種意見幾得意，「以我的觀察去看，記者其實都是一個人。我拍的是曉琪這個角色作為一個人，面對掙扎矛盾的時候，她可能有些事情會做過火，甚至乎超越操守。她面對其他角色的衝擊，原來都會動之以情，不斷地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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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說，新聞工作者和電影工作者有一個千絲萬縷的連結，是大家好像對將來都有一種迷惘。…我沒有見過一個很天真樂觀的記者覺得前景一片光明。電影人也是，我們經常都會討論電影何去何從，但不只是香港，是世界性的。大家都好像已經lost track。人們還會不會在乎一些有質素的記者？還有沒有人會在乎一些實在的電影？人們現在稱呼這些為『內容』，content，這個字可能很中性，但聽起來有點貶義⋯⋯」

簡君晋在訪問場合對着記者訴說種種，對話隨之變得微妙。

「就像現在我們這麼辛苦做訪問，你好畀心機做一個很高質素的記者，可能轉眼已經過咗，因為現在大家習慣睇五秒就碌開。所以我覺得我們兩者好像有種連結。但是我相信如果仍然有人在乎真相，仍然有人在乎有質素的新聞，仍然有人在乎電影的話，它們一天都會存在的。」
…

新聞報道記錄真相，電影改編算是一種延續，更新甚至再造記憶。簡君晋指，電影不一定反映現實，而是需要提供觀影感受，令觀眾入場睇戲時，有嘢拎走。「譬如今次《白日之下》拍攝手法上，我們追求實感，做資料搜集，盡量把一些真實的東西放進劇本，因為我心裏覺得人是追求真實的。拍電影可以很天馬行空。但是我今次的創作希望觀眾感受到實感，因為希望他們可能看完之後，再一次回到現實時，他們會記得曾經有人是這樣、現在也是繼續有人受苦，而他會反思。」

他說，困難的地方也正正在於如何拿捏真實，又不致於二次傷害，消費他人之痛苦。「有些很譁眾取寵、血淋淋，拿別人痛苦做賣點的東西，我們全部都會拎走。某些場口我們盡量克制，但又要有震撼的感覺。

總之我們不能夠把別人的痛苦變成『你睇吓佢哋咁樣受苦，咁痛苦』。我們每一次都說得很清楚，從編劇到攝影配樂剪接，以至每一個演員他們都知道這一點。」他認為，不是還原多少真相，而是儲起當中的感受，角色之間的情感和關係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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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化評論者及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中指出：「憐憫是一份不穩定的感情，若不形諸行動的話，它會萎凋。問題是如何處理被牽動的情愫，那些藉傳播而得的知識？若誰覺得『我們』不能有何作為——那這個『我們』是誰呢？『他們』也不打算有任何行動——那『他們』又是誰呢？於是人開始感到鬱悶、犬儒，漠然。」簡君晋指，像《白日之下》裏一些很轟動的真實事件，其實很多人早已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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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幕，哭成淚人的凌曉琪遇上雨過晴天，簡君晋指，無論幾繃緊痛苦，仍然覺得最後是有希望。「很多人認為希望是要有結果，當我問你覺得一件事有冇希望，係問得唔得。但是，希望不是結果，是態度，是未有結果的時候，你保持着這個態度。很多記者、社工每天都失望，每天都做徒勞無功的事。抹吓眼淚，起身繼續做。這個堅持才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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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君晋指，樂觀不等於天真。「天真就是離地。如果你不了解現實多麼殘忍地樂觀，這就是離地。像編劇阿風講的，你要有希望，必先要了解甚麼是絕望。」//

@ivy_221016 - 【電影《白日之下》的現實相關新聞】 //二◯一五年，《明報》偵查組揭發大埔廣...

《年少日記》︰在結構上用巧的遺憾回憶//《白日之下》的敘事是「相對」平實的，從記者查案的視角出發，但在呈現上，有兩股力量在拉扯，並不容易處理。一方面，簡君晉想寫出偵查組記者希望帶著冷靜、客觀、抽離的目光調查，同時表達見盡慘事的資深行內人對世間憾事日漸麻木的心境；

另一方面，院舍虐待老弱、侵犯少女，乃是天理不容、轟動社會之事，如坦露揭秘，必收牽引情緒、同怒同哀之效，但若過份渲染，或又惹消費苦難、賣弄血淚之嫌。簡而言之，就是在冷靜和煽情之間表演高空踩鋼線，如何從前者過渡到後者，是編導必須面對的難關。

可惜電影終究未竟全功。編導在前段嘗試拍出具實感的記者日常（有力但未夠詳細）、富溫情的偽爺孫關係（兩代演員皆甚出色），雙線鋪墊故事後，劇情的轉捩點，是女主角為眾老弱帶來片刻自由的冬至歡騰後，隨即以慢鏡追蹤、揭露老弱們被集體羞辱的震撼場面。從夜到日，氣氛一百八十度扭轉，以強烈對比激發同情，是充滿計算的編劇操作，結果是成功的，喊濕觀眾紙巾，公映後也引發社會討論相關議題，然而電影就此從踩鋼線變成玩搖搖板，之後的劇情更是峰迴路轉，原先直呼麻木的記者旋即就變得拍桌大喊要聲討壞蛋，一眾角色情緒之起伏就越來越戲劇化。

不少影評人指出《白日之下》用心甚好，值得鼓勵，可惜始終未達《焦點追擊》（Spotlight）敘事詳實、風格統一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