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登輝在日本大力宣揚台灣本土意識,希望努力把台灣人的悲哀轉變為台灣人的幸福,很顯然,此時的台灣人並不幸福,前不久,財團正用毒油,毒害我們的肉體,而現在,我們的孩子正在質疑教育部,正用大中國意識,毒害我們的心靈,學生衝撞官署的行動,只是孩子心靈的自我解救。
國家機器利用教育,對人民洗腦的可怕結果,在二戰時的希特勒政府已經實施過,德國人是如何不自覺的痛恨猶太人,終於造成慘忍的大屠殺,而那些反對洗腦的知識分子,如赫曼赫賽,只好被迫流亡他鄉,赫賽在瑞士邊界山區寫下美麗的詩篇:「學習園丁澆灌花圃,用感恩的心澆灌,花朵開出美麗的顏色,用仇恨的心澆灌,會開出邪惡的花」,
或許國民黨來台後,所進行的黨國中國式教育,出發點或許良善(編按:良善個屁!),但是至少是違背事實的教育,而這個事實,是普世所認知的事實,包括稱呼中國就是中國,而不稱中國大陸,中華民國的首都不應該是南京。
國民黨長期以銀行的應收債款的心態,來看待自己的國家,自認失去的國土,是暫時的「就像銀行借出去的錢」,有一天,要把失土收回來,讓中國土地完整,銀行把這樣的行為稱為應收帳款,而這個心態和希特勒發動第二次大戰沒有兩樣,所以李登輝說:「台灣所有的麻煩,都來自中國」,也沒說錯。
因為洗腦教育鋪天蓋地,所以書讀得越多的人,也不一定是最清醒的人,我就舉一個大家都遺忘的例子:1952年,台灣省長吳國楨因為施政理念和蔣介石父子不合,吳國楨以赴美看病為由,遠離台灣到美國,並且在美國向老美抱怨,蔣介石是專制獨裁的政權,當時,國民黨為了替自己辯白,還隔海和吳國楨打筆戰,並且向外放話說:吳國禎是貪汙才跑路,吳國楨一聽,更加生氣。
當年為國民黨出面和吳國楨打筆戰的人,就是有自由主義學者之稱的胡適先生,胡適先生還寫了一篇「台灣是多麼的自由」文章,胡適的一世英明,就毀在這篇文章,後人有句話調侃胡適:「蔣介石治下,只有胡適是自由的」,
這句話也沒說錯,同時代,雷震先生辦「自由中國雜誌」,大罵老蔣,罵到老蔣實在受不了,雷震最終還是被關,但是胡適也不敢為老友說句良心話,這就是一代大儒的骨氣,胡適這樣的人,在權威之下,就算腦袋清楚,但是還是怕死的人。
真正有骨氣的人,是台灣民主的播種者:郭雨新先生,郭雨新堪稱是把生命獻給台灣民主的人,如果日本人稱李登輝是台灣民主之父,那麼郭雨新早李登輝15年來到台灣,照理說:他是李登輝學長,郭雨新就讀台大前身的「台北帝國大學農林分部」,後來改為中興大學,雷震企圖組織新政黨對抗國民黨,郭雨新是頭號行動者,
1967年,美國國務院邀請郭雨新訪美,郭雨新在美國批判國民黨,結果是回台灣後十年不准出境,
1975年,郭雨新參選增額立委,被國民黨作票威脅下落選,還引起訴訟,
1977年,郭雨新在吳三連協助下離開台灣,流亡美國,
1985年8月2日死於美國,剛好是三十年前的今天。
郭雨新在美國不停為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呼喊發生,他在台灣留下許多跟隨的人,包括陳菊、游錫堃、林義雄、施明德、康寧祥、黃華,稱他為播種者並不過分,
1978年,郭雨新被邀請到哈佛法學院演說,當年這個人正以職業學生身分,就讀哈佛,聽到郭雨新到哈佛演說,這個人氣急敗壞,跑到法研所所長孔傑榮的辦公室抗議,為甚麼邀請台獨分子到哈佛,孔傑榮聽了就笑著說:「對學校是好事,對學生就是好事」。
當時黨國洗腦下的教育:所謂台獨分子就是共黨同路人,我們是被這樣的意識形態下養大的,所以這個人看到郭雨新進哈佛演說很緊張,好像看到老共進哈佛一般,而現在哈佛校園充斥老共,在這個人執政後,才知道原來老共才是國民黨同路人,台獨並不是同路人,這樣的發現晚了30年,這個人是後知後覺者。
有這樣的讀書人當台灣領導人,那麼陸委會前副主委跳出來喊話說:「課綱實施全面中國化,才能表現台灣想要和中國和平交流的態度」,有這樣的讀書人,我們終於知道洗腦教育真的可怕,國民黨用來餵食台灣下一代的心靈物品,更勝於毒油對肉體的傷害。
很多人還傻呼呼地都全部吃下吞下去了然後消化了也沒解便。
剛剛東森在曬這一串228 白色恐怖 的第一手機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