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違反當事人本人主動意願下，各種情況的「強迫」手段，當然都是不被接受的。但器官移植問題，除了強取豪奪之外，還有各種需要考量、值得討論的議題。

死後器官捐贈的大愛有限，器捐順位怎麼排？誰先誰後，除了考量器官契合度之外，距離的遠近、等待器捐者的狀況（他等了多久？病況嚴重程度等）這些都是需要在短時間內快速做出決定的事情。

決定要將器官捐贈給誰的過程，是否足夠公開透明？或者說是否能找出一套社會上普遍具有共識、可以接受的一套準則，而不會讓有心人士能有「插隊」、「付費快速通關」的可能性，就是民主國家必須要提高道德標準、放大檢視的重點。

至於活體器官移植，不論報價或是捐贈者是誰（是不是親屬），更是不折不扣的倫理問題。如果活體器官來源並非親屬，基本上在多數國家早已觸法，已經是法律問題。

如果有錢的人出錢就能「買到」器官，這些人就算再有錢、出再多錢，被剝削的永遠是「不夠有錢」的人。

〈活命的風險之罪？日本「非法海外器官移植」媒合問題〉文中的其中一例是，在吉爾吉斯進行的活體器官移植，器官來源是「透過假證件偽裝成日本人親屬的烏克蘭人」。為什麼是烏克蘭？當時這起醫療糾紛發生在 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烏俄戰爭開打）的半年後，就已經有惡質仲介業者把目標瞄準烏克蘭人，趁人之危，說服烏克蘭人「賣腎換財」，天理何在？
活體器官移植和（死者）器官捐贈是兩件事，但這牽涉到倫理問題。而海外器官移植旅遊產業鏈，只會養出更多這種眼裡只有賺錢機會，趁人之危的人而已。這也是必須抵制海外器官移植旅遊的原因之一。

文中負責媒合非法器官移植的「重病患者協助會」理事長菊池仁達，已經因為違反《臟器移植法》判刑入獄 8 個月。他也是日本有史以來，首位因為非法居中協調海外器官移植遭逮捕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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