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倒我了

文章翻譯：

我原以為我在拯救跨性別孩子。

現在我吹響示警的哨音。
全美國現在有100多家兒童性別診所。

我曾在其中一家工作。發生在兒童身上的事，在道德上和醫學上都令人震驚。

作者：潔米·里德(Jamie Reed)
我42歲，聖路易斯本地人，一個酷兒女性，在政治上屬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左派。

(粗略的說就是民主黨中更左的那一派)

我的世界觀深深地塑造了我的職業生涯。

我一直在為弱勢族群提供諮詢服務：寄養兒童、性少數群體和窮人們。

將近4年的時間裡，我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感染科工作，與HIV陽性的少年和年輕人一起。

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跨性別者(trans)或非常規性別者(gender nonconforming)，而我可以理解他們：在童年和青春期，我問了自己許多關於性別(gender)的問題。

我現在跟一個女跨男(transman)結婚了，我們一起撫養我前一段婚姻的2個親生孩子和3個我們想要收養的寄養孩子。

這些經歷使我在2018年找到了一份工作，華盛頓大學跨性別中心，聖路易兒童醫院，我擔任個案經理，這個中心在一年前成立。

中心的假設是：越早治療患有性別不安的孩子，就越能避免他們日後的痛苦。中心的醫生和治療師都認同這一前提。根據他們在此領域的專業，我以為有大量證據能支持這一共識。

在我作為個案經理在診所工作的4年裡——我負責病人的接收和監督——大約有1000名苦惱的年輕人走進了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接受了荷爾蒙處方，這會造成改變一生的後果——包括不孕。

去年11月，我離開了診所，因為我不能再繼續參與那裡發生的事情。當我離開時，我確信美國醫療系統治療這些患者的方式，與我們「不造成傷害」(do no harm)的承諾背道而馳。相反的，我們正在對我們照顧的弱勢患者造成永久的傷害。

今天我站出來發聲。我知道圍繞這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的公眾對話有多麼惡毒——以及我的證詞可能會被濫用。但我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我正處於嚴肅的個人和職業風險之中。

我生活中幾乎每個人都建議我別惹麻煩。但我的良心讓我不能這麼做。因為發生在這許多孩子身上的事，遠比我的舒適更重要。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在道德上和醫學上都令人震驚。

閘門打開了
The Floodgates Open
(意指某些本不應發生的事情發生，或原本較少發生的事情大量發生)

到達跨性別中心後不久，我對缺乏正式治療方案感到震驚。基本上，中心的醫師-聯合負責人是唯一的權威。

一開始，病患群體是過去「傳統的」性別不安兒童案例：一個男孩，通常很年輕，想表現得像是——想成為——女孩。

直到2015年前，這些男孩中的極少數構成了兒童性別不安病例的人群。

然後，整個西方世界，新的群體開始驟然增加：十幾歲的女孩，許多從前都沒有性別困擾的病史，突然宣布她們是跨性別者，並要求立即接受睪固酮治療。

我在中心當然也看到了這現象。

我的工作之一是為新患者及其家人安排入院。當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一個月大概有10通這樣的電話。

當我離開的時後，有50通，而且大約70%的新病人是女孩。有時候，這群女孩都來自同一所高中。

這讓我很擔心，但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有能力發出某種警訊。我們的團隊大約有8個人，只有1個人提出了我遇到的這類問題。任何提出質疑的人都有被說是恐跨的風險。

來找我們的女孩有很多共病症(Comorbidity)：

(共病症：病人在接受治療或研究的主診斷之外，其他已經存在、且會對這次的主診斷疾病產生影響的疾病狀況)

她們抑鬱、焦慮、過動症、飲食失調、肥胖。許多被診斷出自閉症，或有類似自閉症的症狀。

去年一份關於英國兒科變性中心的報告發現，那裡轉診的患者中約有三分之一屬於自閉症譜系。

(這份報告就是英國兒童性別認同診所，委託希拉里·卡斯醫生執行的外部調查，中期審查報告。)

我們的患者經常宣稱他們患有某種疾病，但沒人相信他們真的有。

我們有病人說他們患有妥瑞氏症(Tourette syndrome)(但他們沒有)；

他們有抽動症狀(tic disorders)(但他們沒有)；

他們有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ies)(但他們沒有)。

醫生們私下將這些虛假的自我診斷視為社會傳染(social contagion)的表現。他們甚至承認自殺具有社會傳染的因素。但是當我說出成群結隊湧入我們服務中心的女孩們，看起來好像她們的性別問題可能是社會傳染的表現時，醫生們會改口說性別認同反映的是某些天生的東西。

要開始變性，女孩們需要一封來自治療師的支持信件——通常是我們推薦的——她們只需要見一兩次治療師就可以了。

為了讓治療師更有效率，我們提供了一個標準格式，教他們如何寫一封信來獲得變性的支持。
下一站是拜訪內分泌科醫師，一次，以獲得睪固酮處方。

全部，就只需要這樣。

當女性服用睪固酮時，可以在幾個月內看到荷爾蒙深遠和永久的影響。

聲音變低沉，鬍鬚生長，身體脂肪部位的變化。性慾爆發，攻擊性增加，而情緒會變幻莫測。

我們的患者被告知會有一些副作用，包括不孕。

但在該中心工作之後，我開始相信，青少年根本無法完全理解，在未成年時做出不孕的決定，意味著什麼。

副作用
Side Effects

我與患者的許多接觸經驗使我深刻認知到，這些年輕人對改變性別會對他們的身心產生的深遠影響知之甚少。

但中心淡化了負面影響，並強調了變性的必要性。正如該中心的網站所說：

「如果不加以治療，性別不安會產生多種後果，從自殘到自殺。但是，當您通過讓孩子成為他或她自己來消除性別不安時，我們會注意到這種情況消失了。

我們的研究表明，這些孩子的心理社會功能通常與同齡人一樣好，甚至更好。」

沒有可靠的研究能證明這些說法。事實上，該中心許多患者的經歷，說明了這些錯得有多離譜。

這裡舉一個例子。

2020年5月1日，星期五，一位同事給我發了一封關於一名15歲男性患者的電子郵件：「哦，親愛的。我擔心(患者)不了解比卡鲁胺(Bicalutamide)的作用。」

我回答：「我真的不認為我們現在適合開始。我認為這封信說的是要再等更多時間，而且我認為(患者)確實不了解比卡鲁胺的作用。」

比卡魯胺用於治療轉移性前列腺癌，其副作用之一是使服用該藥物的男性女體化，包括乳房出現(發育)。中心將這種抗癌藥當作男孩的青春期阻滯劑和女性化藥劑。

而與大多數抗癌藥物一樣，比卡魯胺有一長串副作用，這名患者遇到了其中之一：肝毒性。

他被送到醫院的另一個單位進行評估，並立即停藥。

之後，他的母親給跨性別中心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我們很幸運，她們不是那種會告人的人。

能如何描述患者對自己的選擇，有多麼不了解？

2020年，我們接到一名服用睪固酮的17歲女性打來的電話。她說她的陰道正在流血。

不到一個小時，一個非常厚的棉墊、她的牛仔褲和她圍在腰間的毛巾都被血浸濕了。中心的護士告訴她馬上去急診室。

後來我們發現這個女孩有過性行為，而睪固酮造成陰道組織變薄，她的陰道腔有裂傷。

她必須麻醉並接受手術來修復損傷。她不是唯一一個陰道撕裂傷病例。

其他女孩因為睪固酮對陰蒂的影響而感到不安，陰蒂會增大並長成像小小的、類似短小陰莖的樣子。

一位我諮詢過的患者，她的陰蒂增大，現在長到外陰下方，在她穿牛仔褲時造成擠壓和摩擦，疼痛難忍。我建議她穿那種女裝男人會穿的束褲。

通話結束時，我心裡想「哇，我們傷害了這個孩子。」

在極少數情況下，嬰兒出生時生殖器非典型(外觀與常見的不同)——這種情況需要複雜照護與關懷。

但是像我工作的地方，類似的診所正在製造出一整群具有非典型生殖器的孩子——而且這些青少年中的大多數甚至都還沒有過性行為。

他們不知道他們長大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然而，只需要與治療師進行一兩次簡短的交談，他們就能永久改變自己。

服用大劑量的睾固酮或雌激素——足以誘使你的身體模仿異性——會影響身體的其他部分。我懷疑父母是否明白，同意給他們的孩子睪固酮(終身治療)，也代表可能讓他們的孩子(之後會因為副作用)需要降血壓藥物、降膽固醇藥物，也許還有睡眠呼吸中止和糖尿病。

但有些時候，父母強烈了解到他們的同意，對孩子做了什麼：

信件內容：
「請注意，我撤銷我對這個療程的同意。

(他)成績下降了，並住院檢查行為健康(behavioral health)，現在他正在服用5種不同的藥物。Lexipro、Trazoadone、Buspar等等藥物。

(患者)像是他從前自我的空殼，充滿焦慮。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青春阻滯劑還是其他藥物的關係。

我撤銷我的同意。我希望青春阻滯劑從療程中移除。」

(Lexipro可能是lexapro：鬱症之治療及預防復發，恐慌症、社交焦慮症、泛焦慮症及強迫症之治療。Trazoadone：抑鬱症治療。Buspar：焦慮症治療。)

被忽視者，和精神病患者
Neglected and Mentally Ill Patients

除了十幾歲的女孩，另一個新群體被轉介給我們：來自聖路易兒童醫院住院精神科或急診科的年輕人。

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況令人深感擔憂——被診斷出精神分裂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躁鬱症，還有更多。通常他們已經在服用一大堆藥物。

這是悲劇，但不令人驚訝，考慮到一些人先前經歷了深刻創傷。

然而，無論一個孩子經受了多少苦難或痛苦，或是他們得到的治療與關愛有多麼少。

我們的醫生，將性別轉換——即使過程艱辛而代價高昂——視為解決方案。

感覺上有好幾個星期，幾乎我們所有的案件，都是心理失常的年輕人。

例如，一名青少年在2022年夏天來到這裡，他那時17歲，因為性虐待狗(複數)而住在隔離設施中。 他有一個糟糕的童年：母親吸毒，父親坐牢，他在寄養家庭中長大。不管他先前接受了怎樣的治療，都沒有用。

在我們接收他時，我從另一位個案工作人員那裡了解到，他計劃要在被放出去之後再犯罪，因為他相信那些狗已經自願了。

在此期間的某個時候，他表達了成為女性的願望，所以他來到我們的中心就診。

從那開始，他去看了醫院的一位眾所周知的心理學家(他幾乎批准了所有尋求變性的人)。然後我們的醫生推薦女性化荷爾蒙。當時，我思考著這是不是一種化學閹割。

那同樣的想法在另一個案例中又再次出現。

這是2022年的春天，一個患有強烈強迫症的年輕人，他的症狀是自慰後想割掉自己的陰莖。這個病人並沒有表現出性別不安，但他也拿到了荷爾蒙。

我問醫生他遵照的是哪種醫囑，但我從未得到正面直接的回答。

代行父母義務者
In Loco Parentis

該中心另一個令人不安的面相，是它缺乏對父母權利的尊重——而這延伸到醫生們如何自認是更明智的決策者，能決定這些孩子的命運。

在密蘇里州，孩子的治療只需要雙親之一同意。但是雙親發生爭執時，中心似乎總是站在肯定治療的那一邊。
我對這種處理有異議的雙親採取的方法，擔憂逐漸增加，2019年時一位醫生實際上出席了監護權聽證會作證，不利於父親。

因為這名父親反對母親讓他們的女兒在*11歲,就開始使用青春期阻滯劑。

最初的收案審查電話是我接的，我發現這位母親非常令人不安。她和父親正在離婚，母親形容女兒「有點像男人婆」(tomboy)。

所以現在這位母親認為她的孩子是跨性別者。

但當我問她女兒是否取了男孩的名字，她是否為自己的身體感到苦惱，是否覺得自己像個男孩時，母親說沒有。
我解釋說這個女孩不符合評估標準。

接著一個月後，母親回電話說，女兒現在使用了男孩的名字，對自己的身體很苦惱，想變性。

這一次，母女得到了診療預約。我們的提供者決定，這女孩是跨性別者，並開了一種青春期阻滯劑來阻止她的正常發育。

父親堅決不同意，說這全都是母親搞的，於是一場撫養權大戰就此展開。

醫生作證支持變性後，聽證會上法官站在母親那一邊。

潔米·里德的信件部分內容：
「標題：尋求指導建議
……我擔心的是，法官實際上正在取消父母的同意權，並將權利置於我們(跨性別中心)手中。

法官本應將醫療決定權或撫養權判給父親行使，然而法官將醫療變性的決定權交給了中心，而這是一名未滿16歲的患者。」

「我想要我的乳房回來」
‘I Want My Breasts Back’

因為我是主要接收案件的人，所以我能最廣泛的看到現有和潛在的患者。

2019年，我發現了一個新的群體：停跨者(desisters)和脫跨者(detransitioners)。

停跨者選擇不繼續變性。脫跨者決定恢復成出生時的性別。

一位能夠和我分享憂慮的同事，同意了我的觀點，那就是我們應該追踪停跨者和脫跨者。我們認為醫生會想要收集和理解這些數據，以便找出他們遺漏了什麼。

我們錯了。

一位醫生大聲問他為什麼要花時間在一個不再是他病人的人身上。

但我們還是建立了一份檔案，並稱其為警戒紅旗目錄(Red Flag list)。這個Excel檔，用於追蹤讓我和我同事徹夜難眠的患者類型。

我目睹的最悲傷的變性案例之一，是一名十幾歲的女孩，她和我們的許多患者一樣，來自一個不穩定的家庭，不安穩的生活狀況，有吸毒史。

我們絕大多數患者都是白人，但這個女孩是黑人。

大約16歲時，她在該中心接受了荷爾蒙治療。

18歲時，她接受了雙側乳房切除術，即所謂的「上部手術」(top surgery)。

3個月後，她打電話給外科醫生的辦公室，說她要恢復原來的名字，她的代名詞是「她」(she/her)。

她心碎的告訴護士「我想要我的乳房回來」。

外科醫生辦公室聯繫了我們的辦公室，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對這個女孩說什麼。

我和我的同事說我們會伸出援手。花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找到她，當我們找到她時，我們確保她的精神健康狀況良好，她沒有積極想自殺的傾向，她沒有用藥(吸毒)。最近一次我聽到的是，她懷孕了。當然，她永遠無法哺餵她的孩子。

「你不加入，就滾」
‘Get On Board, Or Get Out’

我對中心發生的事情的憂慮開始佔據了我的生活。到了2020年春天，我感覺到我有醫學和道義上的義務應該做些什麼。
於是我在辦公室大聲疾呼，而且發了很多電子郵件。

這只是一個例子：2022年1月6日，我收到了一位治療師的電子郵件，要求我幫助處理一名生活在另一個州的16歲男跨女的病例。

「雙親願意讓患者去看治療師，但不支持患者的性別認同，患者不希望雙親知道性別認同。我很難找到一位性別肯認治療師(gender affirming therapist)。」

我回答：「在道德上我不同意給予未成年患者與性別肯認治療師聯繫方式。若這名治療師的諮詢重點是性別肯認，且會在未與雙親討論，未獲得雙親同意的情況下就給予未成年患者那種治療。」

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這些年裡，我收到了非常正面的績效評分。

但在2021年，情況改變。我的「判斷力」和「工作關係/合作精神」得分低於平均水準。儘管我被描述為「負責、認真、勤奮並且有生產力」，但評估還指出：「有時潔米對管理階層的指示反應不佳，表現出防禦和敵意。」

在2022年夏天的半日會議中，事情變得緊張。在團隊面前，醫生們說我和我的同事必須停止質疑「醫學和科學」以及他們的權威。然後一位管理者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加入，或者滾」。很明顯，會議的目的是向我們傳達這些訊息。

華盛頓大學的系統為長期僱員提供慷慨的大學學費支付計劃。我靠我的薪水生活，沒錢能為我的孩子預留五份大學學費。我必須保住工作。我也對華盛頓大學抱持忠誠。

但我當時就決定，我必須離開跨性別中心，為此，我必須低調行事，改善我下一次的績效評估。

我設法獲得了不錯的評估，並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另一個部門找到了一份進行研究的工作。

我在2022年11月提出離職，並離開了跨性別中心。

我希望能看見的，會發生的事
What I Want to See Happen

幾個星期以來，我試圖將一切拋在腦後，安頓下來，我的新工作是臨床研究協調員，負責管理有關骨髓移植的兒童研究。

然後我看到了瑞秋·萊文(Rachel Levine)博士的評論，一位男跨女，是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高官。那篇文章寫道：「美國衛生部助理部長萊文說，診所謹慎行事，沒有美國兒童正在接受不應該接受的，治療性別不安的藥物或荷爾蒙。」

我感到震驚和噁心。這不是真的。我從深刻的第一手經驗中知道這一點。

所以我開始寫下我在跨性別中心的所有經歷。兩週前，我將我的擔憂和文件提交給了密蘇里州司法部長。

他是共和黨人。我是進步主義者。但是兒童的安全不應該是文化戰爭的議題。

全國的青年變性程序的特點是保密性和缺乏嚴格標準，有鑑於此，我認為為了確保美國兒童的安全，我們需要暫停對患有性別不安的年輕人進行荷爾蒙和手術療程。

據路透社報導，在過去的15年裡，美國已經從沒有兒童性別診所增加到100多家。應該進行徹底的分析，以找出診所對他們的病人做了什麼、為什麼——以及長期的後果是什麼。

我們有一條明確的道路可依循。就在去年，英國關閉了塔維斯托克中心，該中心是該國唯一的青年性別診所，因為一項調查顯示其做法不當且患者受到的治療不佳。瑞典和芬蘭也調查了兒童變性，並極大程度的遏止了這種做法，他們發現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有幫助，而且有造成巨大傷害的危險。

一些評論家將我工作的跨性別中心等地方提供的治療描述為一種全國性實驗。但那說法是錯的。

實驗應該經過精心設計。假說應該符合道德檢驗。

我在跨性別中心共事的醫生們在談到我們對病人的治療時，常常說：「我們一邊造飛機，一邊飛行。」
(We are building the plane while we are flying it.)

任何人都不應該搭上那種飛機。

你也翻了。

"不然他們會自殺"這句，是列在那群團體的信仰手冊中吧
Leor Sapir on Twitter
There is no suicide epidemic among trans kids. There is an epidemic of body self-hatred among suicidal kids.

If you believe the“affirm them or they’ll kill themselves”mantra, you’ve fallen for the classic correlation/causation fallacy.

Wise up. Kids need your help.

dokugo:

Leor Sapir on Twitter
"Minority stress" is an insurance policy against culpability for misdiagnosis and medical malpractice. As seen from Turban's writings, it allows clinicians to write off regret and detransition as a result of society's failure to accept gender self-ID.
"少數族群的壓力"是對誤診及醫療事故究責的一種保險策略。從Turban的著作可以看出，它允許臨床醫師將後悔與脫跨歸咎於社會未能接受Self-ID。

dokugo:

dokugo:@lester850 - 後續: 密蘇里州總檢察長發聲明說對於吹哨者的指控, 他們會查到底 聲明中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