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為聆聽受害者的聲音，國家人權委員會展開國家首度的「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性侵」系統性訪查研究，從今年（2022）7月起，徵求兒少時期在安置機構、校園裡遭受性侵害或性剝削的受害者參與訪談，

摘：在過去，兒少案件調查保護工作由「少年觀護人」執行。〈少年事件處理法〉修訂後，將這項工作劃分為「少年調查官」與「少年保護官」。前者調查少年犯罪原因，後者辦理由少年法官裁定執行的保護處分，包括安置輔導。但實務上，調查保護工作還是常由同一人執行，一般稱作「調保官」。

摘：願收容非行少年的機構有限，每當做出安置裁定，不僅調保官，有時連法官都得逐一拜託機構收容孩子。

摘：大人的態度，偉凡看在眼裡。J觀察，那次在車上的談話，他就有些退縮了。「我看到另一種家內性侵被害人的樣態，孩子說：『到此為止，不想影響機構，因為曾被機構滋養。』」

摘：其一是林主任用LINE與多人討論案情，不少訊息已刪除，或傳出不久就收回。「這些人有些用本名，有些是暱稱，一查竟是司法人員，」台東地檢署發言人、主任檢察官謝長夏說，事關公務員洩密，檢方隨即指揮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摘：調查發現，林主任疑似向在另一縣市任職的侯姓法官，以及台東地院洪姓主任調保官商討此案，洪主任還將應保密的被害少年訪視、觀護工作輔導紀錄及公文LINE給林主任。

摘：其二，洪主任將J的住址、車牌告訴林主任，由林在J的住處外裝行車紀錄器錄影，並佯裝司法志工致電J負責調查保護的少年，要看J是否在出差時摸魚。全案依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蒐集及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嫌，將洪、林兩人提起公訴。

摘：據了解，不僅J，與宏嶼案件相關的兩名調保官也被林主任跟拍車牌。但拍攝地點屬公開場合，洪、林未被追訴刑責。

摘：根據衛福部、教育部統計，每年超過16,000件性侵害通報案件中，有6成被害人未成年。自2016年開始，安置機構性侵通報居高不下，校園通報案件每年超過2,500件，細究會發現警訊：
師對生的性侵比率逐年升高；機構性侵近兩成加害人是機構的管理者、工作人員或志工。

摘：「校園性侵被害人，多數仍有家長的支持系統；安置的孩子幾乎是家庭失功能，只能依附環境相對封閉的機構。」

摘：參與多起機構性侵案件調查的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分析，家外安置兒少普遍有負向童年經驗，有些遭受性侵害或性暴力，或很早就受到性啟蒙、對身體界限的認知模糊。一旦遇害，成長過程的習得無助感常讓他們不主動求助，而是消極抵抗，例如不願和加害的工作人員共處，但外界看見的是叛逆與難以管教。

摘：回顧歷年的安置機構權勢性侵案，加害者常以建立在信任關係下的親密互動隱藏犯行。

摘：「要是加害人從頭壞到尾，提告就對了。最難的是愛恨都有，你對我很好，又對我不好，這種關係最難處理，」王玥好說。

摘：王玥好表示，機構性侵加害人普遍形象親和，擅長跟孩子當朋友。近而運用自身權力，讓特定孩子得到某些餽贈或特權，接著製造單獨外出或在機構獨處機會，伺機下手。

摘：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趙善如研究受虐兒少保護，也長期投入安置機構中的兒少權益議題，她指出，這是偵辦相關案件時，被害人說詞時常反覆的原因。

摘：她表示，被害人有情感包袱，覺得自己會不會讓加害人沒工作？其他機構人員待我很好，自己會不會害了機構？不知情的同儕，也會怪罪為何要趕走好老師。重重壓力下，被害人最後乾脆說不知道、忘記了。

摘：長期倡議、研究兒少性侵議題的《蝴蝶朵朵》繪者徐思寧表示，應從環境改善與人員訓練雙管齊下，讓加害人難以下手。環境方面，應避免機構中出現死角；在工作人員訓練上，應對關係界限有更多規範與認識，「能理解浸潤是種經營出來的關係，是從逐步侵犯界限開始的，意識到哪些相處已越線，才能防堵性侵發生。」在機構之外，則要建構孩子可信任的成人支持網絡。

摘：趙善如說，機構確實較難顧及個別化照顧需求，但服務時，應避免一對一認輔制，以免界限不清或使兒少爭寵；以團隊為單位服務較理想，例如分成小家，3名大人照顧7個孩子，並讓孩子明白能和每位老師建立關係。「不過安置機構人力的薪資待遇差，人力長期不足，很難優質化機構的照顧。」

摘：王玥好說：「要落實通報機制，棒子跟蘿蔔都要有。這幾年棒子很多，卻看不到蘿蔔。」
監委王美玉也看見相同問題。「對機構而言，通報後恐怕影響捐款與評鑑成績，形同『自殺式通報』，」她表示，對於勇於通報、體質優良的機構，不能只給懲罰，也應引入公部門資源協助改善。

摘：2011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加重教職員通報責任，否則有免職之虞，隔年校園性侵通報增加3倍，現在每年平均有40名教職員因性侵學生被解聘、追究刑責。

摘：據了解，擬定研究計畫時，最多的討論是「受訪者是否應被通報」。由於公家機關對性侵案件有通報責任，不通報於法不合；但性侵害犯罪多為「非告訴乃論」，通報後進入司法流程，除了程序漫長，時隔多年、證據已消弭的案件，很難藉法律獲得公道。實務上不乏願意貢獻個人經歷，但不想司法追訴的性侵倖存者。

最終結論是，仍會通報，但成年受訪者可選擇不具名或隱匿資訊，並選擇是否接受後續服務。兒少或正受侵害的受訪者，就會具名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