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乍看之下只是一種工具、一種技術，好像目標實現後就能拋棄他，實際上他卻是一種實踐：一種在自我實現的那一刻，便會設立目的的手段⋯，在實現過程中，可能一不留意就變成了自身的目的，產生新的暴力、然後再度催生暴力，重啟暴力許可證，然後再允許更多暴力行為。」

我們應該當心那些主張暴力對於抑制或遏止暴力有其必要之人，以及那些讚揚法律力量（包括警察及監獄）是一種終極仲裁的人。

第二章P.96
「當一個團體被冠上「脆弱」的形容，他們便處於一種可以提出保護的要求狀態。隨之而起的問題就是：這個訴求是要向誰訴說、而哪個團體又負有保護弱勢的責任？⋯那些被指派要弱勢團體負責者，他們的『脆弱性』是否也隨著這樣的指派行動而被剝奪了？⋯這種表述就會衍生出兩個有問題的假設：1、假設團體間早有脆弱與否的構成區別；2、在相互社會義務的需求最為迫切的時刻，他卻趁機強化了家長式的權力形式。

P.107
「如果我想像的行動，原則上也將會成為我將承受的行動，如此一來便無法將對個人行動的反思、與構成社會生活的相互關係給區分開來。」

P.127
「罪惡感不再是一種會斬斷社會聯繫的消極自戀方式，而是一種闡述這種紐帶的機會。⋯為了守護他人與我自己，罪惡感成了整飭破壞性衝動的一種重要方式。」

第三章 P.190
對於迎面而來的虛無主義⋯幻象之中，明明某個沒有做出攻擊的人，卻被認為「正在攻擊」，或者正因為這個人受到了攻擊，所以才發動攻擊。⋯把來自中東或北非的遷移人口，視為對歐洲和人類的毀滅，因此應予以拒絕與拋棄，甚至必要時應任其死去，此刻，這種殺戮邏輯主導了反動份子與法西斯主義思想。

「事實證明，以這種道德形式所允許的破壞性，往往源自於一種傷害性且自我膨脹的自衛概念，透過重新命名的做法達成了正當化自身暴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