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時間拉回解嚴前後的80年代，三萬人首次公開祭拜二二八死難者的和平日行動（衝破二二八禁忌）、拆下立法院招牌的520農民運動（抗議政府擴大農產品進口嚴重影響農民權益）、比近年人數還多的數十萬人反核大遊行，乃至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無殼蝸牛運動（抗議高房價）……彼時，我還是個深受黨國洗腦教育所害的中學生，對於影響日常生活節奏的社會運動除了「無知」之外，只有「誤解」。

1996年我開始當記者，有不少機會站在第一線協助採訪「街頭運動」，雖然不是主跑社運團體，卻仍得以逐漸了解，街頭運動只是「社會運動」的一小部分，在新聞版面和畫面之外，社會運動是長期扎根的工作，對看不見社運組織者平常在幹嘛的大眾而言，他們如同鴨子划水，水面上看起來閑淡平靜，水底下是忙碌抗壓，壓力來自四面八方，最大的壓力往往來自組織內人際關係的摩擦誤解，也是造成組織決裂乃至解散的主因。街頭抗議遊行多半是一種「選票人數的煙花秀場」，讓敏感於選票的立委和官員們對「風向」有所感覺，但擬定法案的「草案」與「定案」，計較政策的「方向」與「細節」，多半是靠相關議題的社會運動團體時時刻刻去緊迫盯人的。

「社會運動」和「單次街頭行動」的不同，在於前者擁有延續性，激情之前有「運動組織者」（含領導人與核心幹部們）的籌劃、培力與動員，激情過後也有相對的沈澱、檢討和改進，主流媒體通常只報導「激情的部分」（例如大規模遊行、街頭衝突和佔領行動），從中擷取英雄、狗熊、戰犯和軟性花邊等容易聚焦的話題，在速食新聞結構裡複製煙花式的社運報導，鮮少能夠深入挖掘運動前後的脈絡，由於過去二十多年台灣商營媒體大環境的集體墮落，即使有記者想認真做個專題，編輯台高層不給時間和版面也只能徒呼負負。

我在樂生保留運動認識的樂生青年盧其宏，2015/2/4寫了一篇細談「社運組織工作」的心得文，全篇非常值得細讀，在此引用兩段：Chyi-Horng - 昨天被人在臉書上藉酒罵了一番，其實被罵也沒什麼，回頭自我檢討有無需要改進的就是...
我們必須要意識到，論述不只是文字和宣講，擁有文字與宣講能力的不應該獨攬詮釋權，我們必須要更加發展文化主體，從經濟剝削拉到人們身上的異化，嘗試各種文化形式進行突破。甚至打破運動者的分野，檢討自己在運動中的偏狹想像，開創街頭與生活的各種想像空間，讓各種不同的人和想像，可以在運動中一起前進。

我們也必須發展我們的政治想像，各種鬥爭與現實的壓迫都具有政治性，但我們也需要讓政治集中，共同突破現行體制的壓迫。但是我們不該走過去菁英領政的老路，我們應該發展由下而上的政治路徑，讓基層的勞動者、受壓迫者組織化，以組織集體在政治染缸中攪和，拉出一條有異於對立黨國的公民路線的階級路線，重新界定代議政治與我們的關係。我們不需要有英雄帶頭在鎂光燈前演戲，也不需要交由誰來為我們決定。

回到「這些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我自己改變了嗎」的問號，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是對「1980到2007年投入社會運動的前輩和朋友們」所展現的使命感和影響力「感同身受」，我不會離開主流媒體創立台灣好生活電子報，我選擇「獨立媒體」作為改革社會的運動手段，不只是關注報導社會運動、協助支持社運組織而已，好生活報本身的長期經營就是一種媒體改革的社會運動，因為2001年開寫媒體改革文章時，我已預見「媒體改革」將是台灣未來最迫切的主要問題，唯有大幅扭轉主流媒體「不再好好報導公共議題、監督公共政策」的狀況，台灣才不會失去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重要武器，也才能讓「第四權」名副其實。

如同我2015年的預見，在318學運和330凱道集結的週年，仍有很多焦點被主流媒體放在「切割」與「收割」方面，誰切割了某某責任、誰收割了某某職位，這些在歷年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已成為某種主流媒體報導「社運八卦」的固定模式。如今網路的眾聲喧嘩取代了單向傳聲筒，所有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若能善用「筆耕」（鍵盤）記錄過程和省思未來，台灣才能擁有一部真正屬於人民的社會運動史，更重要的是在筆耕之外，我們還會如何對改善台灣的現狀繼續「躬耕」。

2013/08/05，好生活報在終身教育單元網摘推薦「親愛的芭樂人類學家專欄：25萬人上街抗議真的有用嗎？」，編按出自我看完白色十字勳章之夜相關報導後寫下的感言：

「台灣各領域很多問題始終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無法一夕革命，無法一年革命，甚至無法十年革命，那得要用20年、30年乃至50年的尺度去扎根。真正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流血就能達成，從人性軟處深層扎根的革命才是硬道理。」

為了讓台灣擁有更好的明天，且讓我們用「一生」作為時間尺度，與「政治無力感」切割，向「自己的改變」收割。

台灣好生活報總編關魚，2015/3/8寫於閉關前，增修於202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