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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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結合共同敵人認同政治和微侵犯訓練,會造成高度傾向「嗆聲文化」的環境。這種文化的學生只要指出社群成員的小冒犯舉動,並公開對冒犯者「嗆聲」,就能人氣高漲。要是你私下溫和地找冒犯者談,你不但無法加分、無法得到肯定,還可能被解讀成與敵人勾結。

嗆聲文化讓人用簡單的方式吸引觀眾,而羞辱或懲罰據稱是冒犯者的人也能得到回報——觀眾會給你地位。這是社群媒體影響甚鉅的原因之一:永遠有群觀眾一心想看到有人遭到羞辱,在旁觀者能輕易加入戰局或搧風點火時尤其如此。

Jonathan Haidt,、Greg Lukianoff,《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朱怡康譯,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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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浮現的新發現是預設學生脆弱,連本身並不脆弱的學生都認為別人身處險境,所以必須出手保護。大家不指望學生能越挫越勇,不期待他們在接觸自己視為「具觸發性」的演講或文章之後,能變得更加堅強。
(Jonathan Haidt,、Greg Lukianoff,《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2020:18)
葛瑞擔心的是,要是學生自認脆弱,他們可能會對健身房望而生畏。要是他們既不鍛鍊技能,也不接受友善的邀請、試試身手,只因為有人好意告訴他們這些訓練可能會受傷,就迴避一切練習機會,這對各方來說都是悲劇。要是他們深信自己和別人都是脆弱的,在遇上不喜歡的觀念時,這份執念就會變成自我應驗的預言。要是學生打從心裡相信自己無法面對某些事物,而且依此執念而行,對這些事物退避三舍,那麼,他們最後真的會變得無能應付這些問題。要是學生在大學裡創造出智性的「安全」泡泡,他們無異於讓畢業後的自己陷入更大的焦慮和衝突,因為到了那時候,他們一定會碰上更多看法更極端的人。
(Jonathan Haidt,、Greg Lukianoff,《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2020:19)
從更廣的層面來看,微侵犯的概念揭露出校園發生了重大的道德變化:道德批判的重點從「意圖」轉為「影響」。根據心理學家對道德批判的長年研究,人衡量言行是否有錯的關鍵是意圖。只要一個人有意圖要做某件事,我們通常會認為他在道德上該為此負責。
(Jonathan Haidt,、Greg Lukianoff,《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20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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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些社運人士說只要造成影響就是歧視(這裡的「影響」是他們定義的影響),有沒有意圖根本不是重點。從這種「影響重於意圖」的觀點來看,只要特定群體的人覺得被另一個人的行為冒犯或壓迫,那個人就犯了歧視的錯。
(Jonathan Haidt,、Greg Lukianoff,《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2020:68)
教新生與別人互動時細心一點是很重要的。現在被譏為「政治正確」的那些作法,有些只是想增進尊重有禮的互動,避免使用確實容易被當成貶抑的詞。可是,你如果一方面教學生意圖不重要,另一方面又鼓勵他們找出更多具有冒犯性的言行(於是讓他們感受到更多負面影響),同時還告訴他們:只要有人說了或做了讓他們感到被冒犯的事,那個人就是「侵犯者」、就是在歧視他們。那麼,你或許是推波助瀾,讓你的學生更容易憤怒、絕望、自視為受害者。他們會把世界當成充滿敵意的地方,似乎什麼事都不會變得更好——他們甚至會這樣看待自己的大學。
(Jonathan Haidt,、Greg Lukianoff,《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2020:70)
善意詮釋對方的話並不代表你什麼都不能做,相反地,這正是提出建設性回應的良機。從善意出發,你可以向對方說:「我想你這樣講並沒有傷人的意思,但你恐怕得知道一下,有些人可能會用別的方式詮釋,以為你是指……」這種方式既能讓學生感到更容易回應,也能把重點從遭受傷害轉移到自己的能動性。此外,它也讓人際溝通更可能產生正面結果。我們都該對自己的言詞更加留意,但在說者無惡意的情況下,逕自認定對方歧視並不公平。
(Jonathan Haidt,、Greg Lukianoff,《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2020:65)
漢娜.霍爾本.葛雷(Hanna Holborn Gray),一九七八到一九九三年的芝加哥大學校長,曾提出一項原則:「教育的目的不應是讓人舒服自得,而是讓人思考」。
(Jonathan Haidt,、Greg Lukianoff,《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20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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