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酷的旅伴》Visages villages

人多半是希望被認識、被理解、被接納、被記得的，所以我們常需要一些附著在身上的東西，來標示出自己的存在，有些時候是外貌，像是藝術家的長髮與鬍子，或是中年危機男人的皮衣與重機；有些時候是身份：台北人、巴黎人、父母、子女、外來者、本地人；很多時候是職業：農人、勞工、上班族、無業、創作者；也有時候是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左派、右派、人道主義、素食、蒐藏、信仰‧‧‧‧‧我們在一生中不斷摸索找尋著這種可以定義自己的附著物，然後會持續地帶著它，像是成為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到後來，這個附著物便成了本體，我們真實生命的種種，反而變成了它的附著物。

照片也是類似這樣的一種東西，因為生活當中充滿隨機、並陳、交錯複雜的事件發生，往往確實難以去描述或定義某時某刻的情境、或某段歲月的感受，而照片就像是一種生活的附著物，它藉著記錄下一個瞬間的狀態，讓它所附著的時空有一個較容易回想或形容或解釋的線索，但隨著時間逐漸流逝、印象慢慢變淡，到了最後，原本照片卻常常變成了記憶與生活的本體，變成了我們緊緊抓住的存在痕跡。

鹽酸工廠裡次日就將退休的員工說，他像是站在斷崖峭壁邊緣，就快要墜落；守著即將拆遷的礦工宿舍老屋的大嬸說，他們無法理解這個地方對她的意義；從來不曾有固定工作的老人，藏身於私密的世外桃源、一人農業的耕種者，與他無所不包的龐大機械、代代相傳的港口勞工們與妻子，堅韌與強悍的團結社群；共同創作者JR不變的帽子與墨鏡造型；阿涅絲娃達對於攝像的迷戀與堅持⋯種種都是人和他的生命附著物。

娃達深諳人物攝像的神奇魔力，她的《向古巴人致敬》Salut les Cubains幾乎就是用一張張人物照拼組而成，她的《尤利西斯》Ulysse也是從一張30年前的照片開始，而她更以《艾格妮撿風景：兩年後》去反思她對自己身體影像的著迷，她明白那被抽離出的決定性瞬間（她也說攝影大師布列松對於這個詞的不以為然）相對於那平凡尋常的人與人生可以產生什麼樣的意義，於是她運用了藝術家JR的創作，將平凡與尋常的臉譜或動物或器官放大到離奇的地步，放置於建築等載具上，一方面把帶著時間感的生命帶回空間之中，一方面也強化影像中平凡尋常事物的獨特非凡。也就是，她運用這些依附、裝飾、投射的影像，強化了地景與人物的關係與意義，也彰顯了人越來越依賴著這種痕跡來表現或定義自己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