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她對自己說，只有當彼此不再互相需要。當我們可以過自己的人生，過一個與他人無干、完全屬於自己的人生，而讓我們因此獲得了自由時，我們才會擁有真正的幸福。」
p.39

「下午四點時，無所事事的日子總像是永無止盡——總是在下午三點左右，我們才會察覺出已虛擲的時間，擔憂起即將到來的夜晚——就在這個時刻，我們會因為自己的無用而羞愧。」
p.101

《溫柔之歌》以幼兒遭保母殺害的慘烈事件現場為開頭，原以為往後讀起事件前這個家庭和保姆的生活，便可對這個駭人案件的起因抽絲剝繭，然而司利馬尼的寫作是疏離的，讓這起保母殺嬰慘案的確切原因依然成謎。或許正因為不存在「一個原因」，一切就是一個女人在社會中壞掉了。

《溫柔之歌》不時隱約透露著身而為社會一份子的「用處」的競爭，這個競爭中的女性如果不讓自己的用處無可取代，彷彿就會失去身而為人的面貌。

米麗安試著抵抗母親身份剝奪他的工作，所以徵求了保姆取代育兒的功能。職業是面向社會且讓個人真切有感地參與社會的方式，某種程度代表了社會眼中一個人的面貌，而身為母親除了是他的情感需求，也是他對自己身份的渴望之一。為了在兩種面貌中都感覺自己真實存在，米麗安疲於奔命，卻不像得到了兩種滿足，反而像是一種失去自我軸心的分裂。

路易絲對職業能力和母職的需求，建立在兩個孩子身上，他完美幹練地操持家務和育兒，對狼狽的米麗安來說是一種救贖卻也是母親身份上的壓迫。事實上，路易絲的個人生活貧苦破碎，乃至他的尊嚴和生存的美好想望，都全盤仰賴這個實際上只是僱傭關係的家庭上。他必須維持這個家庭的溫暖美好，才有存在的意義，他甘於永遠蹲踞在這個家的陰影中，但同時，他的存在之脆弱就越是被深深刺痛。

或許路易絲和米麗安時而親近、時而拉出距離的關係，即是因為這樣同病相憐卻必須競爭的關係。而路易絲對孩子們時而閃現的惡意，或許就是厭惡於孩子們依賴他，但實際上卻恰好相反的權力關係。

人們彼此有所關聯，就是「社會」。回過頭來看，這樁慘案中路易絲想殺死的，是不是他身處的「社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