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跟成人實踐，不代表我想要跟說謊的人實踐，我不知道對方是基於什麼原因說謊。如果害怕某些事，那他要面對的是那些事，而不是把自己害怕的風險轉嫁到實踐對象身上。

作為活動主辦人，報名表單會蒐集報名者的暱稱、信箱、社群軟體等個資並對參加者收費，但是付出金錢的參加者，卻是跟談論知情同意的人進行實際上沒有風險共識的實踐，這樣的活動風氣真的好嗎？如果被社會大眾知道，會不會反而加深社會對BDSM的偏見及不信任感呢？

另外，當一個人作為BDSM社群的活招牌出沒於各所大學、研究所及活動，但是連基本的查證都做不到，甚至在別人指出問題時否認他人的記憶、謊稱他人的親密關係對象才是主使者，那麼社群真的適合繼續把這樣的人扛出來做招牌嗎？

一個人或許在某個人生階段貢獻了很多，現在也仍在某些領域努力著，可是這不代表他的問題就會被抵銷，就像性侵犯不會因為他是個前途光明的年輕人，所作所為就應該被容忍或合理化。

當一個人或一群人越強調性實踐的過程裡坦承溝通的重要，甚至認為自己所處的社群比其他性實踐者更重視溝通（例如香草），但是把自己的道德標準堆砌的越高，跌的也會越重；假如只想要別人認同自己溝通做好的部分，不希望別人以自己的道德標準檢視自己，那麼就是雙重標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