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蠅搓手啊⋯⋯想到上次看到蒼蠅把自己的頭搓掉的影片，真是惡夢⋯⋯

ichingchen: 被你一講好恐怖😱 馬上劃掉

超恐怖啊⋯⋯該說蒼蠅的脖子很脆弱嗎，搓手的過程可以一不小心就把頭給搓下來⋯⋯

ichingchen: ！！！😱

經濟史學家包恩凡特（Walter Bauernfeind）與沃伊特克（Ulrich Woitek）在一九九九年發表一篇論文，分析日耳曼地區小冰期糧價跟氣候擾動的關係。他們觀察到，「氣候變化對經濟與人口變化影響重大，但近期經濟史研究鮮少著重於此」，而且歷史學家往往用「人口成長、貨幣貶值、貨幣供應增加」來解釋十六世紀的「物價革命」，並認為氣候惡化的「影響相對次要」。

——《價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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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件事還蠻有趣的，不過糧價影響的因素還蠻多的，氣候的變化並不是一朝一夕的劇烈改變，所以應該是氣候變化非常劇烈的時候，比方說天災的時候，才會有明顯的感受到？

我覺得這本書有個大的天險就是要做明朝的物價史很困難，因為史料太不齊全，不像歐洲的商業紀錄很多，中國通常沒有第一手的交易紀錄，只有官方的財政資料，而這些資料和市價可能偏離非常多。

這本書儘量在地方誌找資料，所以作者認為主要是經濟資料，還算是有其研究意義，但也承認其中的錯漏和困難。

一分是百分之一兩的銀，是白銀的最小單位。

一升米差不多是 1.07L，一斗米是 10.74L，一石米是 107.4L。

所以「升米恩、斗米仇」原來是一個寶特瓶的米和十個寶特瓶的米的差別啊！

第一章是引用「陳其德」的紀錄，感覺明末還真的蠻慘。

陳其德就是沒考上舉人的一個鄉紳（或說是耕讀之家）。寫了兩篇文章剛剛好被收入地方誌。作為一個教書先生，住在位於長江三角洲，距今上海西南一百公里處的桐鄉。

陳其德為了證明萬曆年間豐衣足食，提出了充分的證詞：

萬曆（1573-1620），「斗米不過三四分。

欲以粟易物則酸鼻。棄去豆麥，輒委以飼牛豕。而魚鮮□肉之類，比戶具足。人以為常享如是耳。⋯

一轉眼而歲在戊子。淫雨淋漓，遠近一壑。越己丑赤地千里，河中無勺水，鞠為茂草者兩月。當是時，積米一擔，博價一兩有六。然米價騰貴，僅以月計，便覺野無青草，樹無完膚，而流離載道，橫屍遍路。」

1588-1589先是大雨成澇，然後是嚴重的旱災。一擔有十斗，等於一斗要價十六分，也就是說米價漲了4-5倍。

「至崇禎十三年［一六四○年］，大雨積雨彌月。較之萬曆戊子［一五八八年］，水更深二尺許，四望遍成巨浸。舟楫艤於床榻，魚蝦躍於井竈。有樓者以棲為安樂窩，無樓者或升於屋，或登於臺，惟慮朝之不及夕也。

米價初自一兩餘，漸至二兩餘。至水退而吳興農父重覓苗於嘉禾，一時爭為奇貨。即七月終旬，猶然舟接尾而去也。」

米價每斗的價格：價格在一六四○年先漲到每斗十分，接著二十分。

後來的情況跟一五八八年至一五八九年時相仿，前一年水災，後一年大旱。一六四一年的乾旱極其嚴重，河床都乾涸，物價更上一層樓。

「米價自二兩驟至三兩，鄉人竟斗米四錢矣。」

也就是一斗米差不多四十分。

「即素封之家，咸以麵就粥。二餐者便稱果腹，而一餐者居多。夫棄其妻，父棄其子，各以逃生為計耳。」

這時候已經吃草吃樹皮了，家人互相拋棄，各自求生。

1641年，當鋪關門，用具折價，古玩藝術品等無人問津。接著是蝗災，然後是瘟疫（作者曰可能是鼠疫），50%-60%家戶染疫。很多人死亡，至於「無木可就者，不過以青蠅為弔客」，屍橫片野。

「明朝初年，政府訂錢千文兌銀一兩，但銅錢比銀兩更常用，導致銀價立刻落到一兩銀兌換約七百文錢的水準。也就是說，七文錢相當於一分銀。

一文錢不算多：可以買一塊豆腐，一張用來寫字的普通的紙，兩雙筷子，或是一磅木炭。兩文錢可以買一隻便宜的毛筆，或者一根柏香，抑或一塊米糕。

⋯一六四一年旱災期間，得花數十錢才能買到一塊豆腐，顯見當時一文幾乎不值錢。」

——《價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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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繼續寫，1641年冬天無米可賣。

這時候吃草吃樹皮已經不像之前還會選擇，飢不擇食只還有就吃了，並且發生食人的狀況。

「染疫的比率上升到百分之九十。情況愈來愈慘，無計可施的老百姓甚至不惜把自己討來的丁點食物拿去拜拜，尤其疫情復燃之後更甚，期盼神明能出手幫忙。」

因為還要拜拜，食物變得更貴。

「又因病者祈祝太甚，食物倍貴於去年。大雞二足，得錢一千；即小而初能鳴者，亦五百六百。湯猪一口，動輒自五兩至六七兩；即乳豬一口，亦一兩五六錢至一兩七八錢。若小廝婦女，反不過錢一千二千。又安見人貴而畜賤耶？」

——《價崩》
Readmoo讀墨電子書

豬是用銀兩計算，奴隸則是用（銅）錢計算。

我剛算一下，一個奴隸可能只有十幾塊豆腐的價值？

一塊豆腐前一年價值幾十錢，但這時候應該又漲了，所以其實說不定不到十塊豆腐也不一定。

「直到一六四二年夏末稻米收成後，災情才開始緩解。 」

——《價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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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這個陳其德在的地方是上海西南一百公里處的桐鄉，在南京附近的長江三角洲。

所以也就是產絲的地方。

所以都已經這麼嚴重的天災、瘟疫、飢荒，一官同學還在繼續絲銀貿易欸！！！

他的絲到底哪裡來的啊？

幕府1940年開始閉關，他這時候還搶到更大的主導權，風光一時欸？！

不過我猜兩廣和福建可能沒那麼慘，他們如果沒米沒糧應該會去越南買。

1645-1946年之後很多走私船在做米糧生意。

第二章談萬曆年間的物價系統。
萬曆年間，作者使用海瑞和沈榜的紀錄作為物價依據：

可以用一分（銀）買到的東西：


一錢（十分銀）的購買力：


一兩銀（1.3Oz，十錢）的購買力：

話說一兩銀子，在這裡：
一兩銀=小廝（1588）=寫新歲門神的服務（1548）=密魯銃（西洋火槍，1601）=硯（1591）=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四冊）=芥片茶（1620）

話說芥片茶不知道什麼茶，因為「細茶」一斤才一錢，所以一斤芥片茶可以買十斤細茶，所以可能是高級茶之類的吧。

「書籍是出現在這個價位的另一類新商品。萬曆年間撐起了活絡的印刷文化，讀者多，買書也多；有人為科考，有人為增廣見聞，有人則只是娛樂。

書價各異，端視因用紙、木版品質、版畫的精細度、印刷與裝訂的工，以及編輯工作的精準度而有不同。

如果是大費導向的書，一冊可能只賣六分，但往往是分冊，而不是全本。最便宜的書，是福建商業書坊大量印製的廉價書籍。

愛書人胡應麟總結書價範圍，「凡刻，閏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

就我所蒐集到的七十八種書價來看，平均價格為二兩。樣本中有四分之一的價格低於一兩。百分之四十的書價介於一到三兩，落在這個價格範圍的書算是中階知識分子的守備範圍。超過均價之後，書價漸漸往十兩發展，超過十兩的書價往往是三級跳，是數十兩甚至數百兩的藏品價格。

我們可以透過萬曆年間祁承爍的藏書一窺書價。祁承爍告訴兒子們，自己遺留給他們的書總價超過兩千兩。他所準備的收藏清單列出了九千三百七十八種，也就是每一部書均價不到二十分。」

「進到一兩的水準，已經可以獲得專業勞動服務，例如委人作畫或裱面。

一兩也能直接購買勞動力，至少夠買一個小廝（僮僕）。一兩通常是最底價。小童的價格可以高到六兩，成人從四兩到二十兩都有，性伴侶的價碼則比家僕更高。

根據上海人潘允端的日記，他在一五九。年至一五九二年間四度花錢買家僕，價格從四兩到十兩。有時候他會購入夫妻。一五九二年，潘允端用八兩買了陳文夫妻。至於油漆匠顧秀夫妻，潘允端在一五八八年只花了二兩身價銀，也許是因為這一年饑荒嚴重，賣身總比餓死好。潘允端也買過表演人。

一五八八年至一五九。年間，他用一到二十兩的價格，買了九名串戲小廝（均價六•七兩）。」

因此，一兩對於一般人是非常大的錢。明代小說常常拿一兩當作界線，可以犯下重罪。

這裡的「性伴侶」，我本來覺得是說妾，但也可能是男女都有。

我覺得傳教士都很愛寫耶！

這本書用了「廣州的案例是拉斯科爾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他是一位駐在菲律賓的西班牙籍耶穌會傳教士。

⋯拉斯科爾特斯一行人因禁在中國一年多，直到兩廣總督撤銷對他們的海盜指控，然後才授權將他們遣返澳門。

回到馬尼拉後，拉斯科爾特斯寫了一份詳細報告，堪稱當年最詳盡的明代中國民族誌，卻不幸埋沒在檔案之中，數世紀無人聞問。」

走到哪裡都要寫報告，真是了不起的好習慣。然後他寫報告的方式，這是1625年那個年代，讓我想到《真確》 Factualness，可能西方寫報告的思路就是一以貫之。

萬曆年間的階級及生活（耶穌會傳教士拉斯科爾特斯在廣州，1625-1626）：

老百姓（財富在一兩以下）：大部分人有一隻狗、一隻貓、一隻雞和一隻小豬，吃米飯和一點蔬菜，逢年過節即時赤貧者也可以吃上幾口肉、魚、蛋、酒。自家有菜園，每年頂多添購兩三件衣服。

兵丁（財富三十兩，收入一個月一兩）：自己有耕地，軍官每個月薪水四兩、但必須自己養馬（價值15兩）。

工匠與商販：商販差距很大，店面普通賺30兩，多間店面可以賺到150兩；工匠30兩就很多了。裁縫的例子是一月一兩、一天能賺兩分銀，可以每餐多一塊鹹魚。

底層人民如何生活他無法想像，舉製線香的人為例，猜測窮人靠丁點利潤維生。

另外提到漁民，勉強糊口，扣掉魚網和漁船，連三十兩都沒有。

他反覆提到「三十兩」，作為脫離赤貧的門檻。漁家不到這個水準。

另外的例子來自張肯堂在濬縣的判例（1627-1631），濬縣在華北平原，明代屬於北直隸，位於山東與河南之間。判決多以銅銀計價，可見部分融入商業經濟，因此作為經濟活動相對庶民代表。

「張肯堂的判例也出現「人」的價格。

妾的價格最慘有低到三兩，最大手筆則是一萬四千文。（養情婦的話，每個月要六百文。）

買新娘的價格更貴。我在張肯堂斷案集找到的價格中，最低的是五千文，大約等於七兩。有一個比較複雜的案子是這樣的：隔壁鄉饑荒，一名男子因此外出求糧，過程中在濬縣討老婆，同意以一萬四千文，約合二十兩的價格向人買女兒。由於手頭現金不夠，該名男子以六千文的價格賣了十二畝地，把錢交給女子的父親，後來卻在沒有支付餘款的情況下離開濬縣，因此引來知縣關注。

雖然張肯堂沒有提到，但女婿就跟新娘一樣，都可以用錢買到。這種做法不只不常見，而且也不太體面，付錢的不是新娘而是新娘的父親，所以招來的女婿才叫做「贅婿」，亦即「無用的女婿」。這種找人娶自己的女兒，成為家內成員的方式，稱為「招贅」。買婿者藉此獲得一男為自己勞動與生孫子，並提供其他服務。

法律史家仁井田陞抄了一份一五九三年的贅婿合同，內容具體規定贅婿的義務，像是在岳家撫養孩子，耕種岳家的田，照顧年邁的岳父，而且不能有怨言。贅婿的價格（合同上說得比較委婉，是用「禮金」二字）是十五兩。」

我在想聘金嫁妝之類的，可能在這種研究都會變成買賣新娘之類的人口販賣？

我發現西拉雅人176cm真的超高的欸，而且荷蘭人168cm 也不算很矮欸！

「65.根據對十九世紀中國男性的研究，可以得出平均身高是一百六十三公分出頭；見Ward，"stature，
Migration and Human Welfare," 497.」

當時英格蘭男人平均165cm。
——
《吃的台灣史》：
美國歷史學家 Tonio Andrade（歐陽泰）認為，十七世紀台灣原住民西拉雅族男人長得比荷蘭人高大許多！

西拉雅人約176cm，但是荷蘭人約168cm，應該與西拉雅人常吃鹿肉蛋白質攝取較多有關。

當時的原住民捕獲鹿之後，還會吮血、食肉，還會在甕裡醃鹿的內臟（尤其是鹿肝），稱為「膏蚌鮭」，賣給華人。應該是泥狀之類的，類似鵝肝醬？@jeanylin - #Jeany讀書 #讀嘛讀嘛 #台灣馬 #吃的台灣史 荷蘭傳教士的麵包、清人的鮭...

竟然現在還有西拉雅族耶。成功正名的西拉雅族將會取得何種原住民身分──平地原住民？平埔原住民？文化上的原住民？ - The New...

根據作者的一番計算和推估，「萬曆年間體面之家的年均生活費也才二十三兩出頭。至於勉為糊口的家庭，則是十四兩多。」

從縣志歸納出的財政工資：
「從1540-1630年間出版的縣志中隨機挑出二十六種，爬梳其財政工資紀錄，發現有一半的縣給的工資低於五兩，四分之三的縣低於十二兩。

沒有一技之長者如更夫、抬運夫，其年薪範圍從三又三分之二兩到五又三分之二兩不等—-光靠這種工資是活不下去的，不妨把這個金額看成兼職工資。

稍有技能者如刀筆吏，或者擁有專門技術者如會騎馬的遞夫，年薪則介於八至十一兩。

從雜工往上到擁有專職者，例如民校或驛人，其工資落在十四兩到二十二兩之間。

這些工資跟兵部尚書梁廷棟在一六三。年上疏崇禎皇帝時提到的數字很接近：梁廷棟跟皇帝報告福建地方的非法對外貿易，提到閩人當水手出海到西洋，每年可賺二三十兩，算是很好的收入。」

更高階層的薪資：
「如果想進一步瞭解更高社會階層的工資，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去看另一種官方材料，也就是入流官的俸祿。

官員品秩分為九品，每一品都有正從之分，根據產生的十八個階級給不同俸祿。

萬曆年間，職官品秩後三分之二的俸祿範圍，低起從九品司獄的十九•五二兩，高至從三品參政的六十六•九一六兩。

再往上，俸祿從正三品侍郎的八十八.八四兩，飛漲到御史的一百五十二•一八兩，正一品大學士的俸祿更是一飛衝天，達到二百六+五•五一一兩。

數字是很漂亮，但史家黃仁宇點出這樣的俸祿「以晚明的生活水準來說，顯然不敷使用」，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要送禮賄賂了。」

京官每個月花費四五兩很平常。那一年就要60兩，差不多三品參政以上才勉強打平，但品階這麼高，應該一個月就沒辦法四五兩搞定了吧。

其實明代官員上班時間很長，還有可能廷議被杖刑，被殺頭、流放、牽連親族的職業風險也很高⋯

不為名利還能為什麼呢⋯

奢侈品市場：
「為了勾勒萬曆年間的藝術市場，我把我找到的一百一十二件藝術品價格分為三等。

後三分之一等的中位價格僅有二．五兩，意味著不算富有之人也能進入藝術品的世界。

中間三分之一等的價格中位數上升到三十兩，顯然比體面之家一年的生活費還高。

前三分之一等的中位數為三百兩，大多數人都買不起。」

除了傳統縉紳之外，富人也投入這個市場，因此萬曆年間的藝術品市場價格高昂。

作者特別他談到他採用的耶穌會傳教士拉斯科爾特斯和桐鄉鄉紳陳其德對這個階級都毫無認識，所以觀察必然有很大落差。

雖然說中位數300兩，但他提到一個萬曆初年收藏家最貴的是1000兩，但他在初年的時候就死了，萬曆中葉藝術品價格已經漲了非常多。

所以，如果一個古裝片，主角身為一個婢女，打破了一個很厲害的花瓶，請問哭一下可以搞定嗎？

在這個例子可見，如果他是性伴侶，比方說是個妾，那也許可以。

如果是個小童，最高不超過六兩，就難度很大喔

因為他打破的花瓶應該比他貴很多。

「妾的價格最慘有低到三兩，最大手筆則是一萬四千文。（養情婦的話，每個月要六百文。）」

也就是妾是3-20兩，但一個中間階層的藝術品中位數30兩，還是比較貴！就不要說如果主角是女童，1-6兩的身價的話⋯

（1642年的時候天災，一隻豬6-7兩，人1-2兩⋯）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章，除了一些物品和現代人估價不一樣之外，最大的一個價值觀差別，就是關於奴隸的地位吧！

作為財產來說，人命很賤啊！

第三章 白銀、物價與海上貿易

「不少人主張白銀流入中國後，帶動了經濟成長、物價上漲及社會轉型，新的哲學也獲得青睞。這種主張蘊含著一項假設，也就是等到一六四。 年代，美洲銀產量下跌，日本鎖國，這就導致中國先前因貨幣供給、誘發成長而打造出來的商業結構，開始因為白銀流入量減少而受到約制，最終因此被迫走向經濟危機。」

那時候流入的白銀，中方沒有統計。

「美國漢學家萬志英評估各方的推測，估計在十六世紀的後三十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每年平均有四萬六千六百公斤，接下來四十年間更是提升到年均十一萬六千公斤。

他推測在萬曆年間因為購買中國商品而流入的白銀，有百分之六十來自日本，日本商人再把購得的商品重新出口到南中國海一帶--即便當時中國朝廷仍明文禁止與日本通商。

其餘的銀則多半來自西班牙人控制的南美礦脈，主要攜帶者是西班牙商人，運來維持經馬尼拉後回轉美洲的龐大批發貿易。每年飄洋過海渡過太平洋的銀大約有五十公噸，數量確實驚人。

只不過若放在同時期的全球脈絡之下，這個重量的銀其實只不過占了祕魯礦山在萬曆年代總產量的百分之七•五。［祕魯大部分的銀運往世界各地，其中大部分都留在歐洲，但也有少部分通過其他歐洲中間人而在最後抵達中國。」

「大明國人口約有一億人，白銀流入這種規模的經濟體，是否推高了貨幣供給，迫使物價上漲？

歷年來，許多史家用頗為零碎且不可靠的物價資料作為立論點，斷言白銀流入確實迫使物價上漲，但多數經濟史家如今已經棄守這種假說。我在本章的立場與後者相同，對前者有所質疑，並且提出不同於前者的解釋。」

「全球貿易體系中，白銀與黃金的相對價格並不固定。在明代中國，一兩的金約可換五兩的銀。

黃金的價格在其他經濟體則比在中國還高。

在歐洲，黃金兌換白銀的比例為一比十二。明末時，日本的金銀兌換比例也跟進，部分是因為日本銀產量提高，但也有部分是其他地方的匯兌壓力使然。結果就如萬志英的研究所說，明代中國吸引了銀，但流失了金。」

所以為什麼荷蘭人可以從中國買金去印度買香料和棉布！

朝貢系統
「按照制度，貢使送給中國皇帝的貢品必須有相當價值，因此所費不貲。明代政府也因為這套制度而承受壓力，因為朝廷必須支應貢使在中國時的花費，還要回贈價值相當的回禮。朝貢是種不平等的儀式性關係，於朝貢國顏面有損，但朝貢國之所以順從，是因為期待貢使從中國帶回的回禮，價值會超過本國給出去的貢品。」

「禮部負責管理朝貢關係，政策面與實踐面皆然。然而，貢品與進口商品的管理可以帶來收入，結果禮部經常得跟內廷競爭，因為關稅的管理與徵繳在明代初年就已經轉由內廷主掌。內廷管關稅的機構叫市舶司，主事者為太監。使節與商人必須和這個代表國家壟斷的貿易機構打交道，支付規費，才能獲得在中國貿易的特權。

明朝最初是在長江口附近的太倉設立市舶司。一三七四年，由於長江口民間商人難以管理，明太祖於是下令罷太倉的市舶司，改在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三處設立市舶司。

寧波的市舶司接待日本使臣，泉州的市舶司管理琉球來的代表，而廣州市舶司則處理來自「西洋」，也就是南中國海以西到印度洋之間海域的船隻。

一五二三年後，由於日本貿易使團之間的爭端，導致朝廷廢除寧波市舶司，此後一路至明朝滅亡皆禁止對日貿易。泉州市舶司後來在嘉靖海禁期間廢置，只剩廣州市舶司管理來自外國的商人與商品。」

話說這本書，研究17世紀的明代，竟然用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史料⋯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學外語的重要性⋯作者應該不會荷蘭文吧⋯⋯

他還有用葡萄牙/西班牙文的。像是馬尼拉的中國商人和西班牙人的訴訟。

不過因為如此，我想台灣大概不會有出場的機會XDDDD

我講太早了，他後面就開始用荷蘭史學家的研究了（不過他沒有看原始的荷蘭檔案，大概還是不會荷蘭文吧？）

「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提升對中國瓷器的採購量，萬丹的中國商人便與荷蘭夥伴合作，研究最適合歐洲市場的瓷器應該是哪種風格、品質等級，以及要購買多少數量。由於反應太過迅速，市場一下子供應過剩，甚至多到一六一六年萬丹的瓷器價格就比一年前砍了一半。荷蘭東印度公司最後經手的件數是以百萬計，銷往的也不只是歐洲市場。

一六。八年至一六五七年間，這家公司往歐洲運了超過三百萬件瓷器，但這個數字只占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購買的一千二百萬件瓷器中的一部分，其餘都轉賣到其他東南亞港口。」

他這邊沒講，不過荷蘭很多瓷器其實從日本長崎買的，應該是粗瓷，便宜的杯碗，在東南亞就賣掉了。

運到歐洲的是比較高級的奢侈品。

陸路朝貢系統也喜歡瓷器：
萬曆年間，「沈德符回憶自己在京師北館看館夫把一大堆瓷器裝上車，數量之多，甚至堆高到三丈有餘。

最讓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館夫在裝車之前先在瓷器裡塞滿土、豆麥，把數十件瓷器堆起來綁好，接著灑水讓豆麥發芽膨脹，把空隙擠滿，緊實到就算把整堆推到地上，也不會摔破。沈德符補了一句，「其價比常加十倍。」」

豆芽菜還可以當防撞包材欸！

咦，台灣出場了！

他這一章花了一些篇幅，分別講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孟恩，以及西班牙東印度公司也是，都努力要說服王室和大眾，為何印度洋以及中國貿易是好的。因為當時英國和西班牙本國都缺錢想要白銀，有反對聲浪不願意白銀流入亞洲。

然後明帝國眾所皆知的在海禁，雖然有人提議要開放貿易，但禮部（因為是朝貢系統的管理者）反對。

1639年傅元初和崇禎皇帝上疏建議開放貿易。

舉的例子之一是荷蘭人在台灣和中國走私商人貿易，讓明帝國少收了兩萬兩的關稅XDDDD

「雖然傅元初與孟恩採取的是不同寫作策略與前提，但他們都主張對外貿易不會減損國家與人民的財富，而是帶來財富。傅元初向皇帝表達訴求，強調對國家的好處：開洋能杜絕走私，補充軍事預算。孟恩則是對英格蘭公眾發表意見，強調國際貿易可以在不拔民眾一毛的情況下創造財富。至於他們的主張是否正確，則是另一回事。

這兩種意見的共通點，就是發表於承受物價壓力的時代。

一六二一年，英格蘭陷入經濟衰退。一六三九年，大明陷入困境：從十年前開始，大明疆域各地的氣溫開始下降。當中國大部分地區在一六三七年遭遇早災時，天氣已經冷了八年，而這種又冷又乾的要命組合，還會一直持續到一六四四年。

傅元初的家鄉福建省在一六三九年遭遇饑荒，接著又在一六四。年爆發疫情。接二連三的災害，導致官員不確定該採取哪種政策，才能處理隨之而來的財政與生計危機。有人覺得鎖國是合理的回應，但傅元初主張在面對日益嚴峻的局面時，當局最不應該做的就是關上大門。他指出福建百姓普遍貧困，省府的稅基也已耗盡，無法支應北疆軍費開支。國家需要資金，人民需要收入，貿易為兩者開了大門。」

作者在這一章駁斥了「美洲白銀輸入造成通貨膨脹以致明帝國崩潰」的說法。他猜測主要是奢侈品市場受到影響，新富持有白銀，投入藝術品市場以取得文化資本。

「但本書的主題不是藝術品價格，而是糧食價格。是以我們現在要從奢侈經濟轉往饑荒時的經濟，以瞭解明末推升糧價的因素為何。我在接下來兩章要提出的論點，會是比「輸入白銀是推升明末物價的主因」更加強力的解釋。這個論點是：拉高明代糧食價格，使得糧價高到無法負荷程度的，並非全球貿易，而是全球氣候。」

第四章 災荒糧價

發生糧荒標準流程：
1. 開（官）倉賑濟
2. 求助地方富豪鄉紳共同賑災

「一旦缺少因應措施，或措施無效，就會發生饑民流竄、打家劫舍，甚至人吃人的情況-—這是明代人所能想像，也確實料中的最糟情況。

一旦情況糟到這種地步，就會冒出各種極端的價格數字。

其中一種是父母販賣子女的價格，這種價格會瘋狂下跌。用糧食換算，一童的價格可能會從二斗降到只剩三升。另一種極端，則是糧價飆升到吃不起，只好吃人的地步。

能夠觸發吃人行為的價格，因地點、時間與情勢而有不同。

一五八八年，河南原武縣在糧價達到每斗二百文時，開始出現人吃人的情況。

同一個縣在一六四。年，饑民直到小米價格達到每斗一千五百文時才開始人吃人。

河南省另一個地方前一年發生蝗災時，人吃人的導火線則是每斗一．四兩銀。

山東《夏津縣志》提到一六四。 年觸發人吃人的糧價是每斗二兩銀子。」

———
自己回答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1640-1642浙江鬧飢荒，1639-1640福建鬧飢荒，鄭芝龍 aka 一官同學還可以繼續和荷蘭人搞絲銀貿易？

答案：他沒有！

XDDDD

抄一下我之前的《海上傭兵》筆記：
「第七章 1636-1640

閩粵商人的糖—絲—胡椒白銀貿易的季節運作：

春天閩粵商人帶糖去浙江賣，拿到的錢去買六月上市的生絲，在秋天之前回到閩粵，把絲織品或生絲賣給澳門的葡萄牙人或台灣的荷蘭人，拿到日本的白銀、以及買下荷蘭商人的胡椒，以便隔年去買糖，以便擴大隔年去浙江的賣糖生意。

但這是屬於東洋航線的生意。西洋航線則是在馬尼拉、巴達維亞的交易，主要是象牙和胡椒。一官同學想要插足，手伸太長引起不滿。

而且西洋航線從馬尼拉（西班牙）開回來的船隊常常被一官同學和荷蘭人打劫。

但看似來中國商船比較少去巴達維亞（雅加達）。應該是因為比較遠吧！」

「第八章

1640後，因為荷蘭打算打佔了印度的西班牙，把白銀都運去巴達維亞支援和西班牙爭奪印度航線和港口，所以沒有足夠的白銀支付一官同學罩的福建商人。

所以一官同學自己去和日本做生意，獨佔日本的絲銀走私生意了。

總之：
一官同學+福建商人+荷蘭人，路線是中國—台灣—日本，本來是做糖+（生絲+白銀）的生意。

葡萄牙+廣東商人，路線是中國—澳門—日本，做糖+生絲以及高級絲織品+白銀的生意 。（廣東商人的商品比較高級！）

但和日本的絲銀生意：
1638年以後，葡萄牙 out。

1640年後，荷蘭人out。

一官同學獨大。

荷蘭雖然沒做絲銀生意，但因為從西班牙手上搶下了麻六甲，本來打算繼續搶下澳門，就可以不管一官了。 但是1640年葡萄牙脫離西班牙獨立了，和荷蘭母國休戰，於是就不能搶澳門了。

葡萄牙有一陣子被西班牙管。Spanish-Portuguese union between 1580 and 1640

Iberian UnionIberian Union - Wikipedia
所以荷蘭人就繼續利用台灣和一官的福建商人，買中國黃金賣去印度。

印度人就是自古至今都愛黃金！

葡萄牙以前就從澳門買中國黃金賣去西班牙佔領的印度。但現在多了荷蘭人搶這條線，因為他們佔了麻六甲，所以和印度搭上線了。

是說中國有產這麼多黃金哦？好神奇！」

所以我想說都飢荒嚴重到食人了，他怎麼繼續絲銀貿易？

然後我剛查了一下，我覺得應該這時候絲銀貿易也停頓或減緩。

1640日本剛剛鎖國、1640-1642浙江鬧飢荒、1640後一官同學想要和荷蘭分手自己獨大。

但是，絲是有季節性的！1640 的貿易是1639生產的絲⋯

所以飢荒最嚴重1641-1642，影響到的是 1642-1643的絲銀貿易。

而這時候一官同學正在翻臉中⋯

「

「一官仍在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四年間持續向臺灣提供大量中國黃金，並由巴達維亞買進胡椒，這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所有這些理由都讓雙方有可能將衝突限制在低強度。」

1644年闖王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六月擁立新君，爲南明。

十月，一官統帥一切海防，包含福建、浙江。開始讓浙江與日本通航。」

所以當時的確不賣絲了，賣黃金。

———
問：為何明帝國不產銀，還用銀來做法定貨幣？

書友F：「關鍵字就是1581年的一條鞭法 收稅以白銀替代實物，這必須建立在海外白銀不斷流入的通貨膨脹基礎上。

明朝一開始的法定貨幣不是白銀，到一條鞭法才改用白銀繳稅。不過我看wiki，1423年開始各省繳給首都的稅收就以白銀為主。難怪會有收火耗這套。」

———

崇禎皇帝真的很倒霉耶

「崇禎皇帝於一六二七年登基，接著連續二十一年，年年都有大量的極端糧價報告，共三百一十六起，直到一六四四年崇禎自縊，明朝滅亡。」

——《價崩》
Readmoo讀墨電子書

他有根據地方誌的極端糧價做整個明朝的統計，根據這個統計，以及天人感應，崇禎真的第一天就道德淪喪了XD

「前面的研究裡，我大量使用正史中的天災紀錄，加上十四部省與府級地方志中的災異時間表，來重建元明兩代四個世紀的氣候變化與環境壓力模式。

圖4.2呈現的是我在文獻中找到的溫度與降水偏差年分，起於一二六。年大元國建立，終於一六四四年明亡。（部分資訊已插入表4.1的第三至第五欄，幫助讀者建立極端糧價群集與氣候擾動的關聯。）

研究指出，中國在這個時代經歷的異常氣候情勢，就跟歐洲的歷史學家所說的小冰期相當類似。

中國在元明兩代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個寒冷的國度。根據文獻，一二五。年至一四五。年間，中國只有一年出現異常溫暖的紀錄（一三一二年）。剩餘兩百個年頭裡，卻有多達六十年被記錄下異常寒冷。」

首先說一下1450-1550那時候是太陽活動減少，小冰河期，接著1450太平洋島鏈火山爆發，太陽輻射遭到阻擋，影響更大。1454年的長江三角洲運河冰封。

1554-1568有十五年的溫暖期，接著氣候再度轉寒，1569-1644年，只有三年氣溫升高到正常。1577年極冷，長江三角洲的湖泊結冰，風雪堆成高十公尺的冰丘。

「有明一代的降水量波動比氣溫起伏稍微小一點，但整體雨量還是偏低。雖然還是有濕潤的年份，但紀錄還是以乾旱為主。

從十四世紀中葉起，氣候保持正常偏乾，直到十五世紀初永樂年間才變得潮濕。

明代前半有四十六個乾燥年分，二十八個潮濕年分。降水情況直到一五。四年才恢復正常。接在一五一七年至一五一九年，以及一五三六年至一五三九年間兩度出現降水豐沛的多雨期。

然而，中國在一五四四年遭遇連續三年的大旱。浙江《紹興府志》提到「湖盡涸為赤地」。糧價一飛衝天，《紹興府志》甚至說就算幸運能帶一升米，也有可能在回家路上遭人劫殺。

從一五四四年到明朝滅亡的這一個世紀裡，中國經歷了三十一個年頭的嚴重乾旱，而潮濕的天氣只有十四個年頭。最嚴重的乾旱發生在一五八五年至一五八九年，以及一六一四年至一六一九年間。

《明史》記載，一六一五年乾旱的程度，簡直是千里如焚。但旱災還沒有達到谷底。明代的最後七年才是谷底，此時中國經歷了數世紀以來，乃至於整個千年期中最長的極端乾旱期。」

這些時段有著嚴重的氣溫或降雨異常，或者兩者皆有，而且情況跟文獻中提到的環境危機、饑荒與社會壓力同時發生。我用「泥淖期」（slough）來稱呼這幾個條件嚴酷的時段。

「永樂泥淖期」（1430-1406年）—無資料，作者略。

「景泰泥淖期」（1450-1456年）
一四四九年，蒙古軍隊把明英宗正統皇帝擄走，他的異母兄弟才獲擁立為景泰帝取而代之。明英宗獲釋返京後遭到幽禁，直到其派系在一四五六年從景泰帝手中奪回寶座--前一年正是一四五五年的大饑荒。景泰皇帝統治的這五六年，時機上可謂糟糕透頂，難怪擁立他的派系這麼容易就失勢。

氣候當然不會自己出手廢黜皇帝，但我們在看這場政變的時候，絕不能以為這跟他在位期間的環境壓力毫無瓜葛。

「嘉靖泥淖期」（一五四四年至一五四五年）。雖然嚴重的乾旱在一五五。
年代末期捲土重來，但溫度仍維持在正常以上，危機也隨之緩解。

「萬曆一號泥淖期」（一五八六年至一五八九年）。這次的危機範圍非常廣大，一五八六年從北方開始，冷冽的天氣逐漸在一五八七年蔓延到南直隸與浙江，造成饑荒、洪水、蝗災與大疫。到了一五八八年，中國大部分地區已不堪重負。遠在廣西省的官員報告稱，「人民相食，枕籍死亡，滿城滿野，有鄭俠不能繪者。」

同時期的歐洲也經歷嚴重的饑荒危機，我們因此得知這段泥淖期的規模是全球性的。

氣溫雖然在1589年升高，但旱象還要再過一年才會解除。我們已經從萬曆皇帝與鄭妃的對話中得知，河南在一五九四年春天曾遭遇饑荒威脅。人們擔心再度受災，不過直到隔年低溫才會再度降臨，而乾旱還要再過三年才會發生，而且程度沒有像萬曆一號泥淖期的危機那麼嚴重。

「萬曆二號泥淖期」（1615-1620年）。

一六一四年，部分地區受到乾旱影響，部分地區則遭遇水災。（6到了一六一五年秋天，各地希望朝廷賑濟的請願如潮水般湧來。十一月二十五日，兩位大學士向萬曆皇帝奏言，「事雖不同，總以地方災沴，百姓流離，劫掠橫行，餓莩載道，據實上聞，無非仰體欽恤之德，以徼曠蕩之恩。」

一六一六年，山東省來了另一份奏摺，描述饑荒的情形，估計有九十萬人即將餓死。上奏的官員稱當地的賑災物資已經見底，治安崩潰，但這次卻沒有像一五九四年的預防性饑民圖那樣，引發萬曆個人的回應。

這一年，饑荒蔓延至長江流域，次年蔓延至廣東省，再過一年蔓延至西北和西南地區。

「崇禎泥淖期」（一六三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萬曆二號泥淖期造成的嚴重影響，恐怕不只是中國的災荒糧價，連女真人在長城以北的崛起可能也與此有關係。統一女真諸部的努爾哈赤直到一六一六年還在向明朝入貢，但乾旱與寒冷令他一改戰術，升級跟明朝的對抗，尤其是為了在東北的遼東種植糧食。努爾哈赤在乾冷的一六一八年於遼東東部發動攻擊，完全控制該地區。隔年春天明朝反攻，卻在一六一九年四月十四日的薩爾滸戰役中潰敗。不過，還要再過二十五年，滿人才會趁機入侵、征服中國。」

「崇禎泥淖期（一六三八年至一六四四年），是明代乃至於整個千年期間最慘痛的七年。

華北地區首先遭受打擊。急轉直下的局面直到一六四。年才發生在長江三角洲，當地先是遭遇蝗災，然後是嚴重乾旱。由於缺水，田裡的早收稻都枯萎了。農民在六月種植豆類作物，卻在七月時被大水沖走。農民接著種下第三輪作物，但接下來到年底卻一滴雨都沒有，莊稼全都枯死。

同年冬天，陳其德描述的那場饑荒就此展開。《松江府志》中，一六四一年的條目下記錄了沙塵暴、蝗災、嚴重乾旱和物價上漲。「米粟踊貴，餓殍載道。」

蝗蟲在一六四二年春捲土重來。一六四三年整個夏天一滴兩都沒落。

我們手上的災荒糧價樣本，證實了天災的強度。

數據集中的七百七十七個價格中，有百分之三十二落在一六三八年至一六四四年這七年間 （見圖4.3） 。

即便天氣在一六四四年恢復到接近正常，但饑荒所激起的叛軍卻出了西北，攻陷北京，迫使皇帝自縊。緊接著滿人入關，把中國納入大清國版圖。

天氣不穩讓政局更加動盪，明亡後一連三年仍不斷有糧價波動的紀錄。」

1637-1644年環太平洋島鏈多個火山爆發。「這一波火山活動不僅阻擋了太陽能抵達地表，更在一六三八年至一六三九年，以及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二年間觸發了稱為「聖嬰I南方震盪」的氣候擾動，導致季風風向翻轉。通常情況下會降在中國與東南亞的季風雨被掃到東邊，變成在太平洋彼端落，造成美洲大規模洪水及中國大規模乾旱。」

「明代災荒糧價的歷史，等於是一組有明確時間的指標，不僅能反映氣候的续化，也反映了氣候變異與人類處境間的互動。

明朝情勢最壞的那最後十年間，環境危機引發了經濟崩潰、民變與外敵入侵，而極端糧價正是環境危機的一環。明朝的滅亡固然不能推給災荒糧價，但講述崇禎未年重大危機時若不把氣候因素納入考慮，簡直就像莎士比亞所言，宛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更有甚者，糧價指出了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中國陷入的危機並非道德淪喪，而是氣候衰頹。氣候惡化的規模，讓明朝面臨無法逆轉的衰亡，就跟道德訓誡故事裡說得一樣無力回天。」

第五章 崇禎年間的物價飆漲

「⋯根據這些發現，我們觀察到大多數日常飲食（水果與糖等奢侈品例外）的漲價幅度並沒有糧價高，相較之下其實還變得更便宜。價格翻倍的則是茶、酒與醋。

紡織品當中，除去名貴的織物不論，整體趨勢一如我們所預料，也是變得更便宜，畢竟紡織業生產在十六世紀集約化程度愈來愈高。日用製造品的實際價格也往下走。跌價最多的是胡椒。

不過，胡椒是明代消費中的異數。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時，胡椒本來不是明人飲食中的一環，後來卻逐漸打進中式料理。東南亞貢使奉旨進貢這種異國奇珍，皇帝乾脆把胡椒拿來做為「折色俸」（一種將米折算為其他實務的薪資支付方式）。後來在十五世紀，胡椒這項明初趨之若鶩的舶來品卻在市場上供應過剩，最後終於在十六世紀時因進口替代而跌落神壇，從所費不貲的奢侈品變成便宜的日用香料。

我們再來看實際價格上漲幅度高於米麥的其他商品，其中木頭與灰炭特別值得注意。明代疆域有大片地區出現活躍的伐木活動，尤其是萬曆初年，進而造成能源價格上漲，燃料價格也可能受到影響。此外，幾乎每一種紙的價格都漲價了。官方文書、印刷書與書信量愈來愈多，對紙張的需求無疑也隨之提升。其中，高級紙張的供應速度顯然追不上需求。」

「根據費雪的波浪模型，物價會在第二階段長期緩漲，為接下來第三階段的物價陡升累積能量。但從前述帳本的發現來看，我們卻找不到能支持這第二階段的任何明證。萬曆中期看不出任何波浪，也沒有替崇禎年間飛漲的物價積累能量的跡象。我們只能據此得出以下結論：
無論是從明初以降，或是從數十年前起算，崇禎泥淖期都不是明代經濟的大勢所趨。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崇禎時期的物價混亂是源自於成明代經濟體內部的通貨膨脹壓力。崇禎年間的物價激增是獨立現象，背後有其他事情正在醞釀。」

他有研究通膨欸，主要是驗證白銀輸入造成的通膨的假說。

結論是崇禎之前的物價都是溫和上漲，屬於正常的通膨。

所以最後那幾年是獨立事件，不是因為整個明朝的大勢累積而成。

「歐洲濕冷，中國乾冷，這兩種情況的差異也值得深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歐洲與中國的農業體系演變的方式，會隨著因應降水壓力的能耐而有不同。

勒華拉杜里觀察到，如果天氣冷，降雨又太多，那歐洲糧食就會歉收，但只要降雨不至於過多，那歐洲的糧產算是相對耐寒。這種韌性一方面是因為畜牧業在歐洲飲食中居重要地位，一方面則是栽種耐旱穀物。

至於中國，一旦寒潮侵襲，冷加乾的組合就是比濕冷的強降雨來得危險。小麥和稻米吃水都是出了名的兇，但稻米需要的水更多，大概要兩千五百公升水才能產出一公斤的米，而同等重量的小麥則需要約一千五百公升的水。

通常灌溉稻米時，預料會有五分之二的水量被稻米吸收。因此，稻種不僅用水多，甚至會造成水資源短缺。

假如面臨的挑戰是降雨過多，那種稻就是個不錯的選擇，畢竟水田就是設計成可以排水，比旱田更能排掉積水。但如果遇上旱災，尤其是突如其來又一連好幾個月的旱災，那稻米的用水量就讓人難以承受。水資源已經短缺了，一旦氣溫寒冷，導致生長季節縮短，更是雪上加霜。氣候極端扭曲的階段，春夏可能一幾個月不見一滴雨，田土乾涸，運河缺水-—這時是什麼把農民逼到絕境呢？我們會說是大自然，而他們會說是老天爺。」

「為了重新解釋明代危機與明朝覆亡而利用全球史的新發現，一旦沒有考慮進氣候因素的話，就等於漏掉藏在眼皮底下的事實，也就是當時中國無力招架小冰期當中的極小期。

對特定經濟產業來說，從萬曆至崇禎年間湧入中國的白銀或許有其影響。然而，農業生產仍然是明代經濟的基礎，是養活漸增人口的必須手段，因此農產一受打擊就很要命。一旦田裡的莊稼因缺水而枯萎，或是因寒冷而死亡，百姓就會餓肚子，災荒價格也會隨之出現，所以災荒糧價才會變成我們研究明代環境史時數一數二的文獻指標。

中國進入小冰期最嚴重的那幾年，寒冷與乾旱對糧產造成的那種壓力，要到一八五。 年代才會再次出現。

明代物價體系與政治體系無法承受糧食供應的全面崩潰。滿人也許更能適應乾冷的氣候，氣溫驟降促使他們大舉南下，在中國混亂已極之時長驅直入占領中國，加以改造，餘波至今蕩漾。

清人設法適應了後崇禎時代的物價，最後在十八世紀時形成新的物價體系，直到小冰期在十九世紀中葉即將結束前再度出現氣候擾動，又把百姓趕上下一波饑荒及內戰的風口浪尖。這一回大浪打過，就輪到清朝覆亡了。」

好的！看完了！

對於秘魯白銀輸入崩潰論，他主要的反對論點是：
1. 大部分的白銀都不是來自秘魯，反而是日本（只佔秘魯產銀不到10%）
2. 大部分的白銀是透過東印度公司的貿易，而不是直接大量流入
3. 明帝國的經濟體和歐洲一樣大，這麼大的經濟體可以吃掉

所以他認為只有特定產業受影響，像是奢侈品產業。但糧價才是更能反應帝國崩潰的主要成因。

不過我認為他這個研究呢，只能說有相關性不能說有因果性，但這種研究本來就很難做，而且中國商人不像歐洲人都會留下大量資料和帳冊，中國商人都是內外兩本帳，交易完成就毀掉免得被查帳或課稅，所以都只能用間接的資料。

他考慮物價的方式，除了地方誌之外，還有官司的案例，以及耶穌會傳教士的觀察。

我覺得就是相當亂七八糟的資料，感覺很難做。

「天啟與崇禎兩朝確實有判斷失誤，否認失誤的影響也無濟於事。假如朝政是由有能的官員主導，而不是追求派系與個人利益者來把持，某些財政與軍事危機說不定不至於發生。但是，從地方史料透露出來的民間疾苦，讓我們曉得應該往另一個方向去解釋苦難的原因--不是用絕對的道德標準去衡量個人行動，而是以崇禎年間的絕望為脈絡來探討這些人的行為。

前幾個泥淖期的官員發現彼此面臨類似的難題：一旦歉收，市場上與官倉中就沒有糧食，糧價應聲上漲。但最後一段泥淖期的規模，卻是前人所無從想像的。

有些泥淖期以政治災難告終，例如景泰皇帝在一四五九年冬天遭遇的政變，但大部分的泥淖期則是煙消雲散，重回以往的結構之中。

崇禎泥淖期的特徵在於糧價上漲到破天荒的程度，與此同時在大明北疆還有一支組織精良的軍隊，出於自己的糧食短缺問題而虎視眈眈，伺機要發動攻擊。

考慮這種種狀況，把明朝的覆亡怪到崇禎手下

官員的道德缺陷，未免也太不切實際。朝中上下確實有許多官員貪贓枉法，只為個人利益與安穩而犧牲百姓的福祉，但大多數人這麼做的時候，面對的同樣是當時人自己都無法想像的局面。」

「把本書提到的史事置於小冰期脈絡中，就能突顯明代人及其政權在十五至十七世紀時是處於什麼樣的氣候舞臺上。太陽能與人類需求的關係，是透過價調節的。從景泰年間到崇禎年間，糧價在五次環境泥淖其中激增，每一次都把價格多往上推一截，這樣的事實也說服我必須採用氣候史的大框架。我們不該忽略的是，中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可說是左右他們在這幾世紀間歷史經驗的關鍵。一旦經濟體仰賴太陽輻射為能源來源，那麼無論大自然是幽而不顯還是顯而易見，都必然是社會或國家生命力的決定因素。

再次借用布勞岱爾的用詞「可能性的限度」，而這一限度是由大自然決定的。限度不見得是絕對的：綜觀歷史，人們經常出手干預，塑造環境條件以符合自身所需。人們為了因應自然而採取的行動有很多，像是建設基礎設施（如灌溉與排水系統）、育種（早熟稻）、建立制度（設置糧倉與糧食市場）、開發新科技（如水泵），以及控制生育率以限制人口成長，減輕糧食供給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