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小組一面確認新聞原稿、採訪筆記，一面搜集判決紀錄，調查過去六年（一〇年至一五年）間發生的一三八起照顧殺人案，丈夫殺死妻子的案件為五十一件。

其中女性為加害者的案件有四十八件，大約是三起中就有一起的加害者為女性（妻子二十件、女兒十五件、媽媽九件、姊妹三件、孫女一件）。

其中加害者為兒子的案件是三十二件，女兒則是十五件，每三起就有一起是由子女引發的。

加害者對照顧對象動手後，也打算自殺的是五十九件，沒有自殺打算的是四十七件。照顧殺人其實是「照顧殺人未遂」。

了解照顧者就業情形的九十四起案件中，有工作的照顧者是十七件，無業的照顧者是七十七件。

得知家庭狀況的三十一起案件中，有十四件除了被害者與加害者外，還有其他同住家人。

透過採訪了解案情的六十七起案件中，有五十位當事人利用過長照服務。

調查釐清的案件有七十七起，從開始照顧到案發之間的時長，「十年以上」的有十五件，「五至十年」的有十六件，「一至五年」的有二十六件，「未滿一年」的有二十。

「真的可以嗎？」
「不後悔嗎？」
「無法回去了喔？」
「嗯，要確實地殺了我喔。」
結婚四十二年的夫妻之間最後的對話。

「從家族逃離的人不會被究責；無法棄而不顧，卻沒辦法持續照顧的人則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在道義上來說，我認為前者比較差勁。」
警察說。

「病人是親人所以可以自己照顧，這種觀念是不對的，因為人其實很難接受因失智症而變得與從前判若兩人的親人。」
日間照顧機構的院長說。

「因為女性有照顧孩子的經驗，所以她們也能照顧病人，這樣的想法難道不是從根本上就搞錯了嗎？」
有小孩的人說。

「結果是逃走的人贏了。」
不想因為這種事情成為犯人的人說。

陳正芬專欄：認識照顧極限，而非挑戰照顧極限|高齡長照|各種看見|願景工程基金會

當某一位家庭成員成為「照顧者」，照顧安排便呈現「凍結」狀態，其他家庭成員很少因應照顧的「動態」歷程提供協助，致使「恫震」事件發生。成年子女照顧者照顧年邁父母的孝心，因蠟燭多頭燒的情境轉為「慈烏反撲」的結局；老年配偶照顧者面臨自身衰老與經濟困境時，常走向「鶼鰈情殺」之末路。

當日常生活中的互動仍延續過往之父母子女或配偶等家庭成員的角色，「照顧」就只是以動詞方式鑲嵌在原有的社會角色當中，照顧雙方仍是以原有的社會關係互動，當事人未必有深為「照顧者」的認知。

從家庭成員的身分，轉換到接納與認同「家庭照顧者」的身分，（⋯⋯）照顧者的身分時常被包裹在家人的照顧責任中，除不易清楚標的何謂「照顧者」外，當事人難以對「照顧者」身分產生認同。

所謂的照顧者，真的很孤獨。
想要照顧諮詢／覺得準備餐點變得很辛苦／覺得獨自往返醫院很辛苦／有休息或睡覺時間嗎／身心狀況是否能恢復／有可以幫忙家事、清潔、採買的其他家人嗎／利用的照護服務是否足夠。

第三人支援的重要性。
「要在家庭內部解決照護問題是很困難的。因為家庭成員間有錯綜複雜的情感糾葛，正因為彼此是家人，所以沒辦法用一般的方法解決問題。這時候就需要第三人。就算照顧者有無論如何一定要親人來照顧的強烈信念，但只要我們不厭其煩地對話，對方也能明白社會資源能夠協助的部分。」

在照顧初期階段就／就算使用照顧服務依然──演變為照顧殺人。
「若我們能牢牢地將目光放在照顧者的心靈部分的話，照顧殺人或因照護而發生的事件，就是一個能解決的問題。」──無論制度設計得多好，最後的重點仍是在「人」身上。

「每日新聞大阪社會部採訪組」根據一五年十二月至一六年六月間在報紙上連載報導的「照護家族」系列企劃內容，做出大幅刪改修訂與編輯，將取材結果整理成報告，以採訪經過和身為作者的所思所想為擴充內容，集結出版《無人知曉的房間：長期照護下，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如實紀錄照顧殺人案中當事人／加害者的內心獨白，詳細分析案情和作案動機，力求還原案發現場與案件細節，闡述導致悲劇發生的本質。
以照顧者為對象的問卷調查結果，透過可能過於直白甚至引人恐懼的問題，理解無不深刻體現照護生活的現實和痛苦。兩百四十五份問卷，回答者有六二人為男性，一八一人為女性；約有兩成的人曾有過殺害家人或共同自殺的想法，約有七成的人曾因照護感到身心俱疲、筋疲力盡──睡眠不足與無法入睡的情況相當嚴重；以及，對將來感到不安時也會產生殺人或共同自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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