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我看的角度和其他人是不是一樣，這種法庭劇就傳統類型處理上，通常會不斷透過新的証據來揭露真相甚至反轉，這部片有點利用這種套路，但在談的是建構真相的信念是什麼。人的理智、科學、體制在追求真相上有其極限，但虛構的電影可以更進一步把玩其中真相和想像的關係。

片中夫妻吵架的子的段戲，設計成是一段真實錄音，但暗示著畫面是小兒子的想像，法庭只能聽，但當事人以及不在場的兒子可以透過回憶和想像去看到更多的維度。但同時，兩人吵架的內容，也是關於對夫妻關係的現實有各自不同的詮釋，若說丈夫可能陷入某種自我的受害想像，妻子的絕對理性與犀利也可能是種不自覺的心理操弄，兩個真相其實是同時存在的。

這種不同視角的疊加充滿在整部片，不管是夫妻與兒子三人的視角，還有律師、法庭、觀眾，甚至我在想片子開場沒多久也有追蹤狗的鏡頭。這本來是以敘事操作訊息的劇本，但很多對白的處理，到關鍵那場爭吵戲，都顯露一種女主角很努力透過文化、語言、價值觀的障礙為自我存在辯白的意味，包括她的創作、性自主、對人與對愛的概念等等，這種溝通的徒勞與堅持我覺得很動人，讓我很正向的覺得，最後兒子的決定是對母親信念的回應，而不是對真相的放棄。

那段兒子疑似虛構和父親回憶的戲，電影用「對嘴」的形式，聲音是兒子的覆述，但完美對上父親的嘴型，其實也是種神奇的疊加狀態。一方面可以說是虛構，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經過扭曲的記憶，他的是想像出不存在的父親？還是因為更了解了父親，所以才能從記憶中提取出他想像的真實？父親那段話是兒子的創作嗎，還是更可能是父親說的話？這變成觀眾此時對於角色的理解，我們同樣也在透過想像去決定故事中的真相。

所以兒子去選擇「殺人的母親」或「自殺的父親」，對觀眾來說也在進行類似的選擇，也就是需要放下類型的慣例，觀眾需要重新想像這些人的狀態與關係。最後的懸置也就成為「期待反轉」與「接受真相」之間的選擇，角色只是情節的裝置，還是讓人共情的對像？

最後鏡頭中，那隻狗不是留在兒子房間，而是跑去女主角床上也是別有意味。但還是有些需要再想一下的地方，比如當律師在法庭上建構出一個有利於女主角的丈夫心理側寫後，女主角還小聲地說「他並不是這樣子的」，也就是我們對這位男人的想像總還是經過不同的濾鏡，電影不忘提醒我們這件事。而整部電影看下來，好像對於真相的詮釋並沒有太多岐義的地方，因為電影能夠提供更「全知」的觀點，但這樣會不會有點取消了整個故事「真相不存在」的意圖？或其實也沒有？

我後來一直想到濱口龍介的《偶然與想像》，雖然好像兩者差滿多的。濱口處理下的大量對話戲是角色間的互相試探，也是觀眾對角色觀察的介面，也就是濱口透過表演和台詞，把角色做為接近現實的素材放在觀眾眼前，類似於舞台劇的概念。《墜惡真相》也有種試著提示出在敘事框架中藏著另一層現實，尤其那場夫妻對話戲讓我想到《偶然與想像》，那不只是庭審的線索，也是兒子對父母的想像，更是兩人關係的呈現與他們身為人存在的證據。它做為情節素材在意義上是封閉的，但就觀看詮釋上卻也是開放的，導演對電影素材的掌握感覺很厲害，雖然可能我還沒搞清楚是不是她真的做了什麼。